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2月10日報道：2010年年末的世界經濟與年初相比更加分裂。一方面，印度、中國等逐漸壯大的市場經濟國家及東南亞經濟體經濟增長勢頭迅猛。另一方面，歐洲和美國經濟陷入“日本式”停滯，隨之而來的是驚人的高失業率。發達國家現在的問題已然不是伴隨失業的復蘇，而是一次“貧血性”復蘇，甚至更糟，有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
這一雙軌制的世界帶來了非同尋常的風險。亞洲經濟產出太小，難以拉動其余世界經濟的增長，但卻足以推高商品價格。
與此同時，美國努力通過聯邦儲備署的“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這種做法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畢竟，在一個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全世界的資本總是流向回報前景最好的領域，目前這些熱點投資領域主要在亞洲，不在美國。因此，金錢不會流向那些最需要資本注入的行業，絕大多數錢都消失在并不需要資本的地方，這導致了房地產和商品價格的進一步上升，尤其是在那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和地區。
考慮到歐洲和美國的超額生產能力和高失業率，“量化寬松”政策好像不會引發一輪通貨膨脹，但卻能夠加重對未來通脹的擔憂，抬高長期利率，這與美聯儲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這并不是世界經濟面對的唯一風險，甚至都不能算是主要風險。最嚴重的威脅來自席卷全球的緊縮政策。各國政府，尤其是歐洲國家，紛紛采取財政緊縮政策應對大衰退帶來的巨額財政赤字，與此同時，對某些國家償還債務能力的質疑更加劇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這種不成熟的財政政策帶來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增長緩慢，稅收下降，赤字下降幅度令人失望。在這個日益全球一體化的世界中，歐洲的衰退將加劇美國的衰退，反之亦然。
美國貸款利率創歷史新低，在被忽視十年之后公共投資項目的回報率驟然上升，顯然這一領域的投資回報率目前應該處于較高水平。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項目會在短期內刺激就業，長期來看來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最后降低國家債務水平。但金融市場在危機之前的數年時間內便表現出其缺陷，現在這些缺陷再次顯現出來，政府不得不加壓削減開支，但這樣做意味著減少市場急需的公共投資。
不僅如此，政治限制決定了，其他那些嚴重困擾美國經濟的問題并不會得到妥善解決：取消抵押贖回權的趨勢仍將繼續，不會減弱（暫且不論法律問題）；中小型企業資金短缺問題仍將繼續；此前為其提供貸款的中小型銀行的困難處境也不會有太多改變。
歐洲的情況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歐盟最終達成協議，拯救希臘和愛爾蘭。這兩個陷入危機的國家都是由右翼政府治理的，他們奉行裙帶資本主義。事實再一次表明，自由市場經濟學在美國比在歐洲更有成效。
在希臘，就像在美國，成立了一個新政府，打掃爛攤子。曾經鼓勵大膽銀行借貸，創造資產泡沫的愛爾蘭政府經歷過金融危機后，恐怕再不可能用以前的手段經營本國經濟了。
暫且不論政治因素，資產泡沫過后會留下大量債務和房地產市場內過剩的生產能力，這些都是很難調整和消化的，尤其當銀行與政治緊密相連時，它們拒絕重新調整其信貸體系。
對我而言，預料2011年經濟走勢并不是特別有趣：前景黯淡，上揚潛力有限，衰退風險到是不少。更重要的是，歐美經濟需要多久才能復蘇呢？如果依仗出口的亞洲經濟體的主要市場萎靡不振，這些經濟體還能維持它們的活力嗎？
我認為當這些國家把注意力轉向巨大的、保存完好的國內市場后，它們仍將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但需要對其經濟結構的大幅調整，中國和印度兩國活力充沛，對大蕭條的得力應對就表明它們的韌性。
我對歐洲和美國就不太樂觀了。對這兩方面而言，潛在的問題是總體需求疲軟。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現在同時具備的是超量的生產能力和沒有得到滿足的需求，最關鍵的是政策，只要能用生產能力解決后者，那么經濟增長依然是可以恢復的。
例如，歐盟和美國必須改進各自的經濟，以應對全球變暖的挑戰。長期預算緊縮中有一系列可行政策供選擇。主要問題是政治：在美國，共和黨寧愿看到奧巴馬總統失敗，而不愿看到在他的治下，美國經濟復蘇。在歐盟，27國利益訴求各不相同，政策驅使方向也不同，沒有足夠的協調性和一致性。就此看來，歐盟能出臺統一的救市計劃，實屬不易。
在歐洲和美國，自由市場的理念使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難以控制。奉行自由主義市場理念的人堅信市場可以調節一切，政府絕對不能干預。泡沫經濟已經束縛了政策制定者的手腳，他們根本無法設計出有效應對危機的措施。有人或許會認為危機本身會減弱奉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念人對市場的信心，非但沒有衰落，市場觀念再次興起，將政府和經濟拖入了緊縮政策的黑洞。
如果歐洲和美國的問題是政治，那么只有政治上的改變才能使其恢復增長。否則的話，歐美政客們只能坐等過剩的生產能力降低，資本產品被淘汰，只有等經濟內部修復力量發揮奇跡了。若非政治改變，抑或經濟自我修復，要想實現短期內經濟健康穩定復蘇是不可能的。（作者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翻譯 李洋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