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6月23日報道：7月1日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九十歲的生日，國際投行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卡恩接受《中國日報》專訪，對中共黨史，尤其是1970年代以來最重要成就發表意見。庫恩參與撰寫或編輯了20余本書，其中包括《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等等。
問：您與許多中共黨員有過會面和接觸，那么在您看來，怎樣來給一個典型的黨員下定義呢？
答：我在22年里來中國100多次，很有幸從各個層面、各個地區見證全國各地黨員的風貌。我雖然不喜歡給任何人或人群做概括，但我可以肯定：中共黨員在中國社會里肩負著更大的責任，總體來說能夠嚴肅認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們的個人業務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因人而異。他們有著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這激發他們為社會做出貢獻，但偶爾也會有過于激進的、反生產力的誤區。在今日中國，很多人心懷事業雄心，有知識積累做鋪墊，借力于市場經濟、全球化經濟，這對中國來說是件好事。有時候也會出現明顯的行為偏差，特別是腐敗和不道德行為，但這應歸結于個人自身的問題。我有幸見過很多中共高層，他們很關心政策如何施行才能最大程度地符合群眾的利益，同時還要考慮復雜的機制和社會內部的互動，因而有很多難度大的政策需要改進，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如今的中共領導堅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全面小康，不考慮這個那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問：“中國模式”吸引了眾多關注的目光，成為熱議的主題。您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經濟巨大增長的過程中，最成功的經驗是什么？
答：毫無疑問，在鄧小平同志主導下1978年開始的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轉型之一，它對實踐的重視超過理論，這使得中共的形象和歷史貢獻發生了變化。盡管“改革開放”經常是四字連用，但我認為“開放”才是中國成功的金鑰匙，因為它向中國人民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世界，這樣他們就能盡可能吸收外國實踐經驗、成功案例，同時保持中國特色和文化。這種開放受到了開明的中共領導人推動。而改革，常常從草根階層開始、從“灰色地帶”開始，當改革已經在社會實踐中取得具體的成果，中共領導層才會承認改革的成功，并定位官方政策。
問：您認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其原因和解決方法是什么？
答：這些困難可以宏觀地分為經濟上的或政治上的。經濟上來看，困難主要是保證GDP增長快速穩定的同時還要縮減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不平衡，如城鄉差距、沿海和內陸地區的差距。而生產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中國如果不從智力投入、資本投入方面全面提高所有地區的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不從工業產出、消費、知識性創造等方面入手，那么中國將會寅吃卯糧、拿明天賭今天。中國領導人面臨的一大困難是：既要提高欠發達行業、地區群眾的生活水平，又怕限制或阻礙生產力。而這里解決問題的核心，是創新，而核心推動力是科學技術。中共高層領導人中絕大多數人都充分重視科學、了解科學，這是中國經濟持續保持奇跡的制勝因素之一——這一點常常被人所忽視。我認為政策制定應當加大比例向貧困兒童傾斜，包括電教設施、現代醫療、媒體娛樂等方面。
在政治上來看，我認為，至少在目前看來，中國應當保持一黨執政，當然前提是中共堅持過去三十年里的政策，堅持以民生為先，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你們也知道，我這么說會在西方遭到批評。但我還要說的是：中國共產黨由于對權力壟斷，也在推行改革、推動社會民主繁榮方面承擔著更大的負擔。行政透明度、媒介自由日益放開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
我還認為，日益活躍的非政府組織，不僅能推動社會的多元治理，也有利于中國共產黨鞏固領導地位。中共應當為中國的成就而驕傲，應當有信心鼓勵出現新的組織，目標是盡可能造福于民。
問：中國共產黨如何進一步改善與群眾互動的效果？中共在堅持目前的政治體制的前提下，應如何提高群眾參與國家治理的參與感？
我認為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進步，在于推行“黨內民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未來的領導人在愈發重視黨內政治改革。中共作為執政黨，為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應當深化制度、規定、程序的建設，有標準可循、妥善實現公開，經得起公眾的檢驗。
中共領導人很有才華，領導人受教育層次很高，經驗豐富，這給我印象很深刻。中共領導人總體上基本是世界上最能干的領導人。中共只有保持領導集體如此高的水準，避免個人意志、獨斷決策，才能延續執政的輝煌。
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都應當得到欣賞包容。不是所有人都對政治或歷史感興趣。一個鼓勵多元表達的社會是一個自信的社會。在紀念中共在中國復興中取得的成就時，要注重故事覆蓋面的完整性，即便是不那么光輝、甚至帶有錯誤的部分也可納入。只有真實才能產生信任。中共不僅應當對中國的成就自信，也應當有信心公開討論歷史上的問題，如20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應當允許公開討論，不扣帽子、不上綱上線。中共若有這種自信，民眾對其必抱有信心。
在中共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高執政透明度、法治進程的同時，世界也應當關注中國人民大幅提升的個人、社會自由度。但這些仍需繼續深化。
問：中共在有效提升人們道德價值觀方面應如何表現？
答：對于中共，經濟發展只是第二大最重要的成就，第一大、最重要的成就是促進中國人民眼界的開放，促進個人和社會全方位自由的改善。
在任何社會里，“價值觀”都是很硬性的話題，而在互聯網年代、移動時代，人們很容易就把“價值觀”往個人的狹隘興趣、利益上靠攏，不惜犧牲社會內部價值觀的統一。這未必是件壞事。社會應當允許人們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理想。一個生動豐富的社會并不只有單一的聲音。當然，所有的一切必須遵循共同的行為準則，要讓社會堅持服務于所有人的利益。
中國古代文明留下了源遠流長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宗教無論表達形式如何，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要。而其他人追求屬于自己的職業、專長，比如科學、教育或醫療，同時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這些都有利于社會進步。中國不能強行要求每個人都遵循相同的價值觀或思維方式。“文化大革命”到頭來就是武斷強加價值觀的反面典型。
我贊賞中共在所有領域做出提高質量和標準的承諾，包括食品藥品的規范，學術科研風氣與學術不端的查處，還有體育運動中的城市。中共必須帶領中國在所有社會產品方面走到世界級水平，不能僅僅追求經濟增長、經濟利潤。中國的未來決定于此。
問：中國在世界中應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中共如何能夠幫助中國提升形象？
答：中國在很短的時間里實現國力迅速增長——有政治、國防、國際事務，以及宏觀經濟、商業和金融。因此，中國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個責任的分量或許很快就將超過中國領導人所感覺舒服的程度。
中國必須認識到：世界的和平穩定需要所有國家實行和平政策，國與國之間實現和平相處，國內人民和睦團結。中國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必須著眼未來，而非過去。中國在國際聲望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
中國提升形象的最好辦法是讓中國人民參與進來、體現出高水平來，包括經濟、商業、金融、科技、新知識創造、媒體、娛樂、運動等方面。中國科學家在高端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更多的論文，中國鋼琴家、小提琴家與一流交響樂團合作，中國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等等都給中國形象大大加了分。這些故事正是新中國的最真實反映。
問：中國因為人權政策受到了批評。您在西方媒體上發表了對中國人權的評論，甚至參加了這一敏感話題的辯論。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人類社會是復雜的，很多時候需要權衡。所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利益不可能同時都得以最大化。而要實現各方優化的關鍵在于優秀的治理能力。在中國，良好的治理能力是黨和人民的“社會契約”的驅動力。但好的治理能力總是階段性的，而社會契約必須不斷地“續約”才可以。
中國領導人對于社會契約的看法如下：中國13億人民的經濟人權、社會人權比相對小部分人的政治人權要更為重要。中國為了經濟持續發展，個人自由、社會自由不斷進步，就必須保證政治穩定。沒有穩定就沒有進步；經過20世紀幾次動蕩，“不穩定”成了舉國恐懼的對象。政治穩定要求一黨執政，這又要求對某些政治權利、媒體自由進行限制，比如集會、政治辯論。但在如今，中國人民已享有五千年以來最多的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
無論我們在西方怎么說，無論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中國大部分人是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執政體制的。這是得到西方獨立調查肯定的。不過，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推進透明性，改善執政能力，群眾監督政府——這樣以來社會民主、政治民主以及經濟繁榮都會持續進步。
但以上的說法不是要給中國共產黨亮“通行牌”。為了維持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某些人權仍然受到嚴格限制，如我前面所說，中共為此則必須承擔更多的義務以造福民眾。中國必須改善民生，提振民氣——這不僅要提高群眾生活水平，還要保障人的尊嚴、人格完整。五十年以前，中共提的是偏左的意識形態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現在中共領導人公開表示，黨 的執政合法性完全由其執政表現來定。一位中共領導人告訴我，“只要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而非為自己服務，中國共產黨仍會保持執政黨地位。”
問：中國共產黨能否打贏反腐戰役？
腐敗是人類社會固有的頑疾，沒有哪種政治體制能夠對其免疫。經濟體制發生變化，國有資產出現私有化，財產增速反常——這種強大的沖擊力很容易俘虜道德底線薄弱的官員。貪欲、艷羨、對權力到期的焦慮感，這些組成強力“精神炮彈”使得某些官員被本能俘虜，淪為階下囚。
腐敗在中國普遍存在，威脅到普通民眾。它將公共財富非法轉變為個人囊中物，它遍及商貿環節和政府部門，并且勢頭很猛，長期打而不絕，禁而不止。腐敗拖累經濟，是社會的毒瘤。它扭曲經濟決策，拖累經濟效率，威脅政治穩定，對國家政權合法化根基的侵蝕不容小覷。腐敗一般會引發公眾的憤怒。
有些人說，中國的腐敗是“文化大革命”長期沖擊的結果，中國傳統文化遭到破壞，中國社會趨于動蕩——這樣一來，人們對于貪婪這種道德疾病的免疫力可謂喪失殆盡。其他的人則則指責市場經濟是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為代價換取財富和個人主義。
高層領導并不掩蓋問題的存在：他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嚴肅要求剎住風頭。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副主席習近平都參與了反腐斗爭。對于中國領導人來說，腐敗阻礙了中國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腳步。
雖然腐敗無法得以根除，但它能夠透過媒體力量有效得以控制，追究問責、曝光不誠實的官員。腐敗都是在陰暗的裂縫處滋生，并且有權力保護主義的蔭庇。只有自由媒體沒有顧慮的調查報道介入，以及獨立司法的介入、依法查處，才能夠根除腐敗。只有媒體有動力、人力和膽量徹底揭露腐敗。隨著媒體對于腐敗的報道數量增多，腐敗的態勢就會呈下降趨勢。中國政府同意甚至鼓勵反腐類調查性報道。這標志著中國反腐浩大戰役的進步，但也需要繼續推進。
報道腐敗案也是一個難題。如果報的尺寸太膽小，腐敗就會仍然勢頭旺盛、不為察覺；如果報道太激烈了，社會信心又會發生動搖，中央政府也有可能受到影響。這是一個繞不開的老大難問題。
問：為什么“一黨專政”在中國可以行得通呢？
答：所有制度的治理能力都是有得有失的。一黨專政的好處包括迅速部署救災工作，比如2008年抗擊金融海嘯中的刺激性計劃。這將保證長期性政策，比如中國西部開發戰略。
一黨專政的代價的危險是：社會對于領導人質量的依賴性要強得多。領導人在一黨專政的體制里面很容易剛愎自用、個人權力膨脹。盡管中國一黨專政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用明顯，但左傾思想被替代，引發大規模政治事件，結果民不聊生。中國的一黨專政，遠要“啟蒙得多”，它作為學習型政黨鼓勵黨員學習各領域知識，包括科學、經濟學和文學。通過強調構建學習型政黨，中國共產黨已成為當代執政黨的范例。
嚴格限制自由也是有考慮的，比如媒體的某些自由和政治集會的權利。這個世上想要在維持絕對的媒體自由的同時維持一黨專政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做一次損益分析，還是會使中國堅持一黨專政的，至少在眼下是這樣。
如果多政黨體制引入進來，再加上中國教育、居民收入差距巨大，有相當多的資源會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嚴重的社會矛盾沖突會爆發。民主的早產兒為了短期的政治自由而犧牲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結果無法給最廣大群眾帶來實惠。只有當中國公民全體受夠應有的教育、過上相當水平的生活，這時候考慮政治體制還是可行的。
有時候這些因素會導致政治民主的缺席，繼而遏止而非強化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比如，腐敗出現在一個政治民主、自由媒體監督的國家里，一般都會最小化處理。
對于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民主是簡單的、一維的測試。如果一個國家是一人一票選舉，那就是民主的；假如不是的，那就不是的。中國不是一個典型的民主國家，但中國的自由度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好，與西方同行基本類似。雖然中國不搞政治多元化，但它正在推動經濟自主、社會自主和文化自主。
我認為中國最適合一黨專政，是因為我強調：為保住這執政地位，它在貫徹生活標準、保護個人健康責任更重，這要求增加治理能力的民主、透明度，連夜陪政府打牌，媒體自由、法律和人權……這些都列在中共“內部民主決議”其中。
中共肩負歷史使命。政治體制在一千年里留下了長長的足跡。在今日的中國，當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走向繁榮、民主的社會，今天就可以做這個話題。
問：西方有些人想知道：在阿拉伯世界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會不會發生在中國？您怎么看？
答：雖然中國和阿拉伯很多國家都是一黨專政，但在中國還是從頭到腳有顯著不同。這里有三點。其一，中共拿出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速度。第二，中共已開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比如更加嚴格的官員退休年齡、任期限制條款。第三，在阿拉伯，超過50%的年輕人沒有工作，而在中國有80%的大學生畢業之后找到了工作。所以“茉莉花革命”不太可能發生在中國。
中國有自己的嚴重問題，包括工人不滿，貧富懸殊差距過大。中國歷史性的困難在于兩大轉型時刻：4億農民進城永久“上樓”；大規模產業改革，中國企業產生更大的毛利潤，然后給工人發更高的工資。中國的未來不能像過去那樣。（中國日報記者 胡啟華 程光錦 翻譯 張隕璧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