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3日報道：Jiri Stejskal始終無法忘記，七年前他住在北京一家賓館時，房門上掛著的“請勿打擾”（“Please Do Not Disturb”）的標志。
作為國際翻譯家聯盟（FIT）副主席，以及正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第19屆世界翻譯大會的主要組織者，Stejskal告訴《中國日報》記者，當年賓館房門上那個標志的背面寫的是“請打擾”（“Please Disturb”）。單詞雖然沒錯，但這不是地道的英語，英語文化當中也不存在所謂的“請打擾”。
那是Stejskal第一次來中國。他把在北京和中國其它城市街道上看到的“滑稽英語”都拍了下來。
在那之后，Stejskal又多次來到中國，但他注意到，這些“滑稽英語”正逐漸消失。他說，“變化真的很大”，并且還認為中國翻譯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提高。
這或許能夠說明，為什么中國翻譯家在本次世界翻譯大會參會國中排名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挪威。這場為期四天的世界翻譯大會于本周一在舊金山開幕，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國的700多名筆譯和口譯代表參會，其中注冊的中國代表就有54名。
他們所代表的，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全球化加速以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背景下，正在走向繁榮的一個服務產業。這一產業囊括了筆譯、口譯、地方化服務、語言技能提高以及語言教學與咨詢等業務。其中的地方化服務是指譯員幫助在華設立辦公室的跨國企業，將公司的內網、網頁甚至是一些軟件翻譯成中文。
中國翻譯協會（TAC）副會長黃友義在本周一大會致辭時提到，中國翻譯協會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大陸提供翻譯以及地方化服務的公司共有15039家，遠遠超出之前3000家的預期。
黃友義剛剛結束其在國際翻譯家聯盟9年的工作，他先是該聯盟的理事會成員，然后是副主席。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間搭建文化橋梁，
其努力獲得了國際翻譯家聯盟的特殊贊譽。
黃友義說，“保守估計，中國的翻譯和地方化服務外包市場營業總額大概會超過120億人民幣（約19億美元）。”
根據美國著名語言行業調查機構Common Sense Advisory公司2010年的統計數據，全球市場的外包語言服務營業額為263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的營業額大概占了7%。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尋求海外發展，該業務的市場需求還會繼續提高。
北京小譯鼠翻譯公司的一名合伙人張裕告訴記者，他們的翻譯公司創辦六年了，最近剛剛為一家公司將對裸眼3D軟件的介紹翻譯成38種語言。這家公司與社科院有著密切的合作關系。
黃友義還介紹到，為了滿足市場對高質量筆譯和口譯員不斷增長的需求，國內開設翻譯碩士的高校也由2007年的15所增加到今年的158所。與此同時，還有42所高校在本科教學中就設置了翻譯專業。
與繁榮的市場相伴生的是激烈的競爭。黃友義說，“從事這一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做這一行的人太多，這是一種挑戰，而不是機遇。當市場處于一種零碎的、激烈競爭的態勢時，通常會導致服務價格和質量的降低，這對整個翻譯行業來說都是不利的。”
張裕說，他們公司對3D裸眼軟件介紹的翻譯平均每個漢字收費2.25元，屬于中等價位。
黃友義說，過低的價格正在損害這個行業的服務質量和專業性。
Stejskal把筆譯和口譯員的工作比作“把關人”，是他們開啟了跨文化交流的大門。
因此，Stejskal認為翻譯要學習的不僅僅是語言，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汲取有關文化的知識。
例如，一位二戰期間在云南軍用機場服役的美國士兵寫了一部回憶錄，其中描述了廚師如何用牙簽檢查烘烤了的蛋糕是否成熟。但在這部回憶錄的中文譯本里，這一細節卻被譯者譯成了廚師將牙簽放在面團上面。很明顯，譯者并不了解牙簽在這里的用途。
在搭建各國間文化橋梁的過程中，對經典著作的翻譯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過去幾十年里，幾乎所有的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名著都被翻譯成了多種語言，并以不同的版本問世。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小說《紅樓夢》的兩個英文譯本——大衛·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以及楊憲益和他的妻子戴乃迭（Gladys Yang）翻譯的《紅樓夢》。
澳門理工學院英語語言中心教授毛思慧說，“楊憲益和他的夫人的譯本更忠實于中文原著，譯的非常好。”上周日，毛思慧成為世界翻譯大會委員會最新當選的17名委員中的一員。
盡管有不少人認為，對中文作品的翻譯就應該帶點“中國味兒”，然而“霍克斯的譯本《石頭記》更受歡迎，因為他的譯本可讀性更強。” 毛思慧說。
毛思慧強調，譯者在試圖傳達意思、感情以及其它文化上的細微差別時，主要的障礙就是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
例如，毛思慧提到，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在表達他們的思想時，通常要求讀者“心領神會”。“外國讀者常常會感到困惑——這些古代的中國人到底想表達什么？”
與此同時，Stejskal也表示，當代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經濟迅速全球化，同樣要求譯者能夠掌握特定的知識、了解用戶的需求。
如果缺乏基本的知識，翻譯就會出現錯誤。Stejskal舉例說，前些年有人把嬰兒配方奶粉包裝上的英文翻譯成西班牙文時出了錯。幸虧在產品上市前及時發現，不然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后果。
Stejskal還提到一份對iPad的日文介紹，是由英文翻譯過來的。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假定iPad是給年輕人使用的，因此譯文都是針對年輕消費者的。
Stejskal說，其譯者并沒有意識到，很多日本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也會購買iPad。這份iPad產品介紹的早期版本沒有日文的敬語，顯然不符合成年人的需求。
黃友義則表示，中國的語言服務同樣面臨著滿足特定領域客戶以及大眾需求的挑戰。
張浴指出，大多數語言服務在處理一些科技、工業、商業等要求精準表達的行業的翻譯問題時，都只采取一門語言到另一門語言的直譯。
并且，當前中國只有一個國家級的筆譯和口譯認證考試。
黃友義說，“在實際的筆譯和口譯市場中，經常需要特定領域的專業翻譯。更重要的是，語言服務機構也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人才，比如精通多種語言的項目經理，翻譯工具的開發者，以及熟練掌握特定術語的人等。”
黃友義是使用漢語而非外語來描述西方首創事物主要推動者之一。他說，20世紀早期，中國的翻譯家能將一些西方現代發明翻譯為簡單而又恰當的漢語，比如把airplane譯為“飛機”，tank譯為“坦克”等。
他還說，在將當代的經濟、管理、科學、技術術語譯為簡單易懂的漢語詞條方面，當前的中文譯者顯然做的不太好。
例如，對于“MP3”，除了“一種數字音頻編碼的有損壓縮格式”這個冗長的解釋，目前還沒有合適而簡短的中文譯法。
有一次在北京乘出租車時，出租車司機告訴黃友義，盡管交通廣播的主持人經常在財經新聞里重復IPO（首次公開募股）這個詞，但他始終都不知道IPO是什么意思。
黃友義說，“或者用意譯，或者用譯音，以便讓受眾一下子記住這些新詞，特別是經濟、管理和科技中的新詞。這個在中國是個問題，需要翻譯界努力改進。”
英文原文請見：http://m.orobotics.cn/usa/us/2011-08/02/content_13032763.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社總編輯助理 黎星 編譯 趙欣瑩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