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4日見報言論版文章：澳大利亞的財經媒體上從來不乏有關中國的報道，尤其是關于中澳能源資源合作的消息，因為中澳的能源資源往來極大地密切了兩國間的關系。
但綜觀這些報道，不難發現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三個區域——上海、北京（或者說是京津地區）以及中國南部沿海的香港-珠江三角洲一帶。當然，這無可厚非，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基本都在這三個區域內。這一切都要歸功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設計師們，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1980年，深圳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不僅喚醒了這個沉睡的小漁村，也使珠三角地區成為中國市場改革的先鋒。
從此，該地區成為中國經濟、貿易和企業的增長引擎。20年后，該地區的生產總值從80億美元攀升至900億美元，成為這一時期中國主要的貿易往來基地，其貿易額和海外直接投資金額分別占到全國總量的33%和29%。
緊隨其后發展起來的是上海及長江三角洲地區（包括上海浦東新區、杭州、南京等）和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在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之后，更加地繁榮開放，吸引了更多的全球目光。
然而，在我最近幾次訪問中國的過程中，卻看到一種新的趨勢正在出現。面對著中國三大經濟區域財富的迅速增長，中國其他城市也想在發展的大潮中吸引一絲關注，同時，中國政府也開始在資源分配方面向這些新興地區傾斜。目前，內陸城市如重慶、武漢、長沙、成都等，都在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力量，這些城市也通過吸引投資新建了機場、高速公路、工廠、辦公區和住宅區等基礎設施，滿足其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要。盡管有中國朋友告訴我這些地方不過是些城鎮，但對于它們的規模，我仍舊感到十分驚奇。這些所謂的“二線城市”里到處是人和企業，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在我看來，它們就是區域性的大都市，而不是普通的城鎮。要知道，現在重慶的人口已達3200萬，成都也有1400萬，武漢970萬，長沙600萬。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的廣州市，不算上香港、澳門及周邊地區，其人口也不過1200多萬。
面對中國的這一發展趨勢，澳大利亞外長陸克文曾用“澳大利亞-中國2.0”來定義兩國關系所進入的新階段。近日，基于陸克文的這番定義，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克雷格?埃默森（Craig Emerson）率領龐大的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
埃默森大力倡導憑借投資和專業性服務，提升澳大利亞在中國的形象。他說，“在中國政府決心增加服務業投資這一歷史轉變性的時刻，我們來到了這里。中國政府正積極地同澳大利亞等國就服務業的投資展開合作。”
同時，對于澳大利亞的出口企業來說，中國內陸地區的崛起也無疑是個好消息。應該說，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代表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次浪潮，而上海浦東新區的發展則是第二次浪潮。現在，中國內陸及西部地區也開始跟隨沿海地區的步伐，尋求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這為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筑、環境設計等相關公司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商業機會。
比如，在建筑方面，澳大利亞的Hassells公司最近剛剛跟重慶簽訂了合同。該公司的負責人Peter Duncan表示，在中國三大經濟發展區域之外的“二線城市”，他們公司的經營尚有不少利潤空間。他說，“與上海、北京等城市相比，重慶也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城市，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和重慶市的決策者接洽。而在上海等城市，美國人、歐洲人，世界各國的人都在那里，市場機會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
實際上，嘗到甜頭的不只Hassells一家公司。在中國各個地區，許多建筑公司、環境設計公司以及城市規劃者的業務都開展得如火如荼，他們當中有的甚至接手了北京奧運會場館的項目。這表明，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正在走向更加專業化的道路，同時也表明，一些細分企業正瞄準或者已經加入了中國這塊“富礦”。最新數據顯示，出口面向中國的澳大利亞公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量。1989年以來，在澳大利亞公司的出口目的地中，中國占到了相當大的比重。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和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顯示，4800多家澳大利亞公司的商品單獨向中國出口。與此同時，一些小型企業也采取了相關措施，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的一項調查表明，該國13%的中小企業瞄準了中國市場。與此相對應的是，在澳大利亞，面向中國出口的中小企業數量要多于整個歐洲大陸。
為什么澳大利亞在中澳貿易方面表現如此出色？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要歸功于中澳間的外交。自1972年中澳建交以來，澳大利亞一直是中國的好朋友，中國申請加入WTO的過程中，澳大利亞也予以充分的支持。多年來中澳良好的雙邊關系，其影響遍布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例如，當澳大利亞公司的代表前往中國進行項目競標時，總會得到政府派出的一名貿易委員會委員或外交大使的陪同。這與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的良好印象是分不開的。
其次，澳大利亞大力支持本國企業向中國出口，促進中澳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密切。根據澳大利亞出口調查機構DHL Export Barometer的調查結果，澳大利亞的出口企業對自由貿易協定（FTA）總體持積極態度，他們尤其贊同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
第三，除了中澳兩國貿易利益互補之外，澳大利亞在商業運作方面同樣受人稱贊。澳大利亞人擅長經營大型項目，并且有著優良的專業服務文化。PTW（北京奧運會水立方的設計公司）、Smart Trans、GHD 以及 Linfox等諸多澳大利亞公司，都為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做出了貢獻。目前，這些公司正憑借北京奧運會中積累起來的良好聲譽，逐步向中國的西部地區擴展業務。當前，中國企業需要提升其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澳大利亞的經營技巧和成功經驗或許會對中國有所幫助。
第四，正如中澳間的貿易往來不斷得到加強一樣，兩國間的投資聯系也在不斷加深。例如，十年前，中國國內對澳大利亞的直接投資只有5.5億美元（僅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0.16%）。而現在，這一數字達到了128億美元（約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2.7%），較北京奧運會以來增長了252%，較去年也增長了41.5%。最近，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也表明，澳大利亞對世界各國的對外投資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數據顯示，2010年，澳大利亞的國內股票占世界股票的3%，全球排名第12位。而在2009年，這一比例僅為2%，全球排名第14位，在東亞排名第三。澳大利亞的這一進步，得益于中國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澳大利亞本國在全球金融危機時對國內經濟的成功管理。
最后一個原因是，華裔澳洲人也在促進兩國貿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亞一半以上的出口商都誕生于海外，三分之二的企業家以及許多的進口貿易人才都來自中國。不少出生在澳大利亞的中國人回到中國，為中澳間的來往提供了天然中介。像澳大利亞Dynalite公司的負責人Jimmy Du這樣的人們，成了中澳間社會資本的天然聯系。
總而言之，對于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蓬勃發展，世界各國都報以敬佩而又警惕的目光。盡管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企業的增長仍舊由北上廣三大主要區域引領，但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其他地區同樣試圖在發展的大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可以預見，在中國發展的下一次浪潮中，澳大利亞的出口商和投資商將大有可為。
英文原文請見：http://m.orobotics.cn/opinion/2011-08/04/content_13046600.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是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機場經濟學家》作者Tim Harcourt 編譯 趙欣瑩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