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9月14日言論版文章：北非、中東目前的革命可以認為是二戰后阿拉伯國家復興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民主革命如1952年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領導的埃及革命，推翻了西方支持的君主制。第二次浪潮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受到“再伊斯蘭化”先驅哲馬魯.丁.阿富汗尼（Jamal-al-Din Afghani）的啟發，很多阿拉伯政治家從宗教中尋求幫助。基地組織和奧薩馬.本.拉登可以說是第二次浪潮所產生的副作用。
現在，阿拉伯復興的第三次浪潮到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是由精英階層所領導的，而這次則不同，它是一次由普通百姓領導的草根階層的運動。阿拉伯世界過去曾是文明的中心。和中國人一樣，阿拉伯人也視過去兩百年為一段痛苦的屈辱歷史。
目前的阿拉伯革命不僅是對經濟懸殊和社會不公平的反抗，也是為身份和尊嚴而戰。這是阿拉伯人民為探索現代化以及恢復其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所作的努力。
令很多評論家驚奇的是，激進的伊斯蘭武裝力量在第三次浪潮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不同于第二次浪潮，這次阿拉伯復興運動不是宗教性的。甚至在埃及基礎廣泛的穆斯林兄弟會也采取了低調的策略，以適應這一趨勢。穆斯林兄弟會將以自由正義黨參選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這次革命后，突尼斯最大的、最具組織性的黨——復興黨也緩和了其激進的立場，并視突尼斯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為其楷模。
作為第二次浪潮的產品，伊斯蘭極端主義對很多阿拉伯國家來說，已被證明是一種負債而不是一種資產。即使在此次阿拉伯革命之前，伊斯蘭極端主義在阿拉伯世界也在衰退。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后，大多數穆斯林國家開始明白伊斯蘭極端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今年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正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走向結束的證明。公眾已經把目光專注于其他事情上了。
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表明，伊斯蘭極端主義能對全世界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九十年代起，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咎于大批虔誠的穆斯林移民所致。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激進的分離主義分子和極端主義者給中國政府增添了煩惱。因此，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衰弱對中國和西方都有利。
塞繆爾.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闡釋了兩種類型的文明。軸心時代文明隨著世界主要宗教出現于公元前6世紀左右，而現代文明開始于歐洲啟蒙運動掀起的科技革命。不同的宗教傳統制定了不同的現代化方案。因此，現代社會并不是由一條包含工業化、政治民主、現代福利國家和世俗主義的普遍趨同的道路所匯集的。最終，包含多元化現代性的全球文明將出現。
根據這個理論，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推論。第一，阿拉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可以視為阿拉伯現代化進程中的復興力量。此次革命后，很多埃及政黨正在構思宏偉的工業化計劃。
第二，阿拉伯世界不一定要擁抱西方文明。宗教和文化傳統將繼續對該地區未來的政治格局產生影響。阿拉伯人將發展他們自己的民主類型，鼓勵更多的政治參與和權力分配。阿拉伯起義是本土革命，是為追求更美好未來而進行的一次獨立探索而不是對西方民主的盲從。
雖然“阿拉伯之春”不能根除所有社會、政治弊病和沖突，但是被全球化邊緣的、搖搖欲墜的阿拉伯世界無益于任何國家。新的阿拉伯政權以及正在轉變的舊政權，在未來都有可能得到中國和西方的真誠相助。
中東和北非巨變的地緣政治分歧很復雜。要與竊笑的伊朗、被圍攻的以色列以及實行更強的反美外交政策的大多數阿拉伯當選政府相處好，對美國而言不是件好事。歐盟受其債務危機所困擾，對其南部鄰國力所不能及。中東和北非地區對歐盟在家門口促進和平與民主是一大考驗。因此我們可以說，“阿拉伯之春”是西方在該地區影響式微的表現，順應了殖民時代結束后的趨勢。
對于中國這個后來進入該地區的國家來說，動蕩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能源供給、海上航線安全、海外利益的保護以及軍事干預規范都隨這場革命成為焦點。
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始終在痛苦地探索自己外交政策的邊界和核心。阿拉伯世界的亂局讓這種探索顯得更加緊迫。但不管怎樣，中國外交很可能繼續其實用主義的立場。
盡管有政策分歧并缺乏完全信任，美國、歐盟和中國都愿意為建設更好的中東和北非而合作。一個和平、穩定、繁榮、全球化的阿拉伯世界符合大家的利益。但是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不能單獨完成這項任務。三邊的戰略合作可能很難得，但是在小項目上的合作，如在利比亞建立有利于商業發展的環境，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英文原文請見：http://m.orobotics.cn/opinion/2011-09/14/content_13680965.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系現代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李紹先 副研究員黃靜 編譯 張斯 編輯 鄧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