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沉重的負擔

自從去年國內接連發生的幾起校車事故后，當地政府就不讓家長拼車雇人送孩子上學了。因為魯安莊小學沒有食堂，所以學校不允許學生在學校吃午飯和午休，這就意味著孩子每天要走四趟，而家長要走上八趟。送孩子上學成了每個有學生上學家庭的沉重負擔。

對于62歲的王庭敏來說，他每天的任務就是騎著小摩托車一前一后載著他的小孫子和外孫來回在家和學校的路上。

“每天8次加起來5個多小時，時間都搭在路上了。沒人出去工作，錢從哪來？”老大爺說。

熊院長認為，撤點并校后，學生上放學距離遠的同時也給農村家庭增加了很重的經歷負擔，比如交通費、住宿費、吃飯的費用、加上搭上本應打工掙錢的時間。特別是在貧困的山區，這種負擔更加明顯。

對于那些實在沒時間接送孩子的家長來說，還沒有自行車高的孩子就只能自己騎車子上放學。在魯安莊小學上放學的路上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騎著車飛快的在土路上穿過而他們的車后座上還坐著一個年紀差不多的小孩子。

曹莊頭村八歲的曹碩就是其中一個，他帶著同是八歲的曹曉萱每天一起上下學。

“學校沒有校車、食堂、不能為家遠的提供住宿，至少應該把上學的路修一修吧! 我七十年代上學的時候走的就是這條路，沒想到30多年過去了，我們孩子還走在這么泥濘的路上。”王莊頭村長王樹昌感嘆的說。

“其實我們村在臨近幾個村的中間，如果把村里原來的小學校修一修重新開的話，不僅可以解決我們村孩子的上學問題，臨近幾個村的孩子上學也近了很多。我們村現在10歲以下學齡孩子100個左右，加上周邊村的孩子，學生數量應該是可以保障的。”他說。

****可能的解決辦法

王莊頭學生上學難的情況是很多全國1.5億多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齡學生上學難的縮影。在云南和甘肅等很多山區，農村學生的上學路比這還要艱難的多。

北京師范大學農村教育專家，教授袁桂林認為目前關于學生上學到底該由誰來管誰負責的責任劃分非常不明確，所以只要沒有大事故發生，沒有機構來管這個事。

“我認為在農村學校撤點并校中引入責任明確的監督機制非常必要，而且這種監督必須是上級對下級進行監督，只有這樣監督還會有實際的效力。”袁教授說。

“建議在全國范圍內盡快開展一次農村撤點并校的回訪和檢查。對于那些確實存在學生上學難的地區，相關部門應該結合當地情況給予優先解決。對于那些沒經過與村民協商、征求群眾意見就強行關閉的村小，如果學生需求強烈或者導致輟學率上升，應適當予以恢復重開。”熊丙奇院長說。

他認為不斷發生的校車事故導致學生死亡刺激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神經。政府部門必須要對學生的上學安全負責，他們的安全高于一起。合格安全的校車要盡快配備到位，只要有一分錢也應該花到教育上。同時，如果能夠滿足校車的需求應盡量減少寄宿制學生的比例，農村寄宿制學生由于寄宿條件差、管理跟不上、缺少家庭關愛，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比例較高。

對于校車，袁桂林教授提出了一個他調研的可行性方案。他建議政府在校車事情上應該充分發揮社會的作用。政府為租賃公司提供銀行貸款擔保，由租賃公司出資從汽車生產廠家購入合格的校車，再租賃給運輸公司，由運輸公司提供學生上下學的交通服務。乘坐校車的學生每月支付一定數額的費用，同時大部分由政府以交通補助的形式支付給交通公司。

“這樣既能緩解政府的購車壓力，又能使學生負擔得起，校車得以長遠運行下去。”袁桂林說。

袁教授還建議農村要綜合利用各部委下放的資源同村小學結合到一起形成文化大院。比如可以把小學校、農村書屋、農技推廣站、文化活動中心等多者結合到一起，學校白天上學，晚上這里就是村民文化生活的活動場所，有效利用現有資源。

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鄔志輝認為撤并學校要審慎，要強化程序公正，根本辦法是強化程序公正，確保撤點并校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為了確保實質性參與，縣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建立聽證和公示制度，讓利益相關主體(如學生家長和村民自治組織、鄉鎮政府等)有機會充分表達自己的焦慮、主張、意見和建議。

不撤并的學校要發展，要提高教育質量。目前，我國沒有實施撤并的農村學校大多是邊遠山區的小學或教學點。村小和教學點不僅應該建設，而且應該加強教學點復式教學和村小小班化教學模式的探索與研究。

“我建議建立學區中心校總法人制度，實行村小和教學點教師“中心校管、統一使用”的政策；實施村小和教學點教師的定向培養制度、特殊崗位津貼制度和專項培訓制度，鼓勵優秀教師到村小和教學點進行合同化任教；加強村小和教學點網絡平臺與遠程信息平臺建設，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鄔所長說。

“我聽說教育部正在對農村撤點并校的政策進行調整，希望調整后的方案可以盡快實施，讓農村孩子們的上學路可以更容易一些，平坦一些，安全一些。”袁桂林教授說。

（來源：中國日報 何娜 編輯：孫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