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9：“我們更自信了”
芝加哥大學的劉旸說，在去給北京奧運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如此地愛著這面五星紅旗。巴黎的留學生沈祺也說，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東一起看奧運開幕式的時候。他說：“最后在姚明舉著旗出場，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淚，但我忍住了。”
1965年，吳建民大使初到剛果(布)，參加反殖民主義紀念會，一下飛機就被剛果青年包圍，他們高唱“昨天我們還受壓迫，今天我們自由了”，令吳大使深深感動。
而如今，旅加作家、前非洲商務工作者陶短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非洲人已經知道“東莞”；他們甚至能區分出一件衣服是中國北方的貨還是南方的貨，并以此砍價。
劉翔熙生于1982年，他的爺爺曾經在解放戰爭中榮立二等功，而2000年移居美國的劉翔熙在2005年成為一名到巴格達執行任務的美軍士兵。“父親那一代人的不滿還是很多的，經歷過很多斗爭、改造，耽誤了青春。”劉翔熙在電話采訪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我們是80后，物質生活豐富，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所以大家對中國是有認同的。”
所以劉翔熙就認同著漢語，他不接受父親給他取的英文名，堅持用漢語拼音“Xiangxi”。
盡管有一次在一戶華人家庭劉翔熙講中文逗嬰兒玩時，嬰兒的媽媽竟然覺得他“‘污染’了嬰兒學習純正美語的環境”，但是，如今美國的中學里已經有中文課可以選修了，而僅僅4年前，美國中學的外語主要是法語和西班牙語，學法語像是一種“品味”，而學西班牙語是因為美國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現在，美國人知道姚明、章子怡、郎朗，中國元素隨處可見。”任貝貝說。
事實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壓下中國屹立不倒，世界對中國的觀感，也由此開始一個關鍵的轉折。而“中國制造”伴隨著“中國威脅”，令海外中國人的感受也漸漸復雜起來。2008年奧運火炬在倫敦和巴黎傳遞時的遭遇，讓很多海外的中國人都坐不住了，包括芝加哥大學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劉旸。4月9日，她與幾個同學特地來到舊金山，為奧運火炬的傳遞加油助威。
劉旸認為美國人也會“將心比心”。實驗室的美國同學告訴她，感覺現在身邊的中國人已經不是以前有人形容的那種“激進的”、“對中國政府不滿的”，或者“整天只是待在中國城的”中國人了。“他們信任我，也不會只完全相信媒體上的東西。”劉旸說。
她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五星紅旗與“雪山獅子旗”狠狠地沖撞并糾結在一起的樣子。那天，面向馬路，劉旸緊緊攥著國旗，站在兩個藏獨支持者中間回答他們的質問，關于人權、宗教、民主和自由。“我們爭辯，我們因為看到美國人和藏獨分子的盲目而恨得咬牙切齒，他們看我們也似乎同樣如此。”
在巴黎索邦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沈祺，于是也在“戰斗在法國”論壇上成立了集會籌備委員會，準備抗議西方媒體的不公正報道。
畢業于北京大學的沈祺2004年來到法國。此前，沈祺認為自己在法國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一面打工，一面還在班上拿了好幾門功課的第一名，“比法國人都牛”。但去年3月的事情讓他覺得“應該做點什么”。
于是，10人左右的“籌委會”高效運轉起來。“有的人負責和警察不斷交涉；有的人負責收集資料反駁對于西藏、奧運的不公正報道；有人負責聯絡華人華僑界；有的人負責召集留學生；還有一個團隊專門負責媒體聯絡，他們熬夜寫通稿，用法語、英語，給法新社、美聯社、《費加羅報》、《解放報》、《世界報》……”
最終，在4月15日，巴黎有近萬人進行了集會，他們反對藏獨、支持奧運、反對西方媒體不公正報道，形成巨大的影響。
沈祺也在實實在在地影響著身邊的法國人，他每天晚飯時都與法國的房東夫婦討論中國的政治和民主、西藏等問題。在薩科奇接見達賴之后，房東居然會主動跟他說：“親愛的沈祺，我們為我們的總統感到羞恥，我們必須誠摯地向你道歉……”
通過工作的關系，沈祺還與曾經導演歌劇《尼克松在中國》的著名導演PeterSellers相識。在了解了沈祺現在所做的事之后，Sellers感慨地說，“中國人真的變了。”“是的，我們更自信了。”沈祺說。
芝加哥大學的劉旸說，在去給北京奧運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如此地愛著這面五星紅旗。沈祺也說，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東一起看奧運開幕式的時候。他說：“最后在姚明舉著國旗出場，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淚，但我忍住了。”
編輯：關曉萌 寧波 來源：南方周末(張哲 徐臻 王存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