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和家人合影，后排右二為作者陳昊蘇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不同時代的人們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是不同的，因而他們進行選擇的具體情況也不同，這往往也就是歷史進步的生動體現。我在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聽過父親的一次報告，漸漸明白了人生選擇的道理，并獲益終身。
陳 毅
生平簡介
1901年—1972年，四川省樂至縣人。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北京學生總會黨團書記、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共委員會書記等職。南昌起義后，任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團指導員。1928年1月，參與領導湘南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黨代表。同年4月，與朱德率部轉移至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任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師師長。后任紅四軍軍委書記。1931年2月起歷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江西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中央紅軍長征后，歷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指揮、新四軍代理軍長、新四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淮海戰役總前委委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上海市市長等職。
全國解放后，任中共華東局第二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東軍區司令員、國務院副總理、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兼任外交部部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八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作者簡歷
陳昊蘇，陳毅元帥長子。1942年5月出生在江蘇阜寧，1947年起先后在大連、濟南、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完成小學、中學、大學學業。1965年起先后在七機部二院、軍事科學院工作。1981年至今，歷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副市長、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等職。是中共十六、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
1 選擇
父親讓我報考大學工科
1958年的晚春，父親作為學生家長應邀前來我讀書的北京四中作報告。我記得他當時說：同學們應該趁著年輕時光樹立起正確的政治方向，奮斗不息，堅持到底。他說，每個人都要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如果這種選擇符合人民的愿望，也就是順應了歷史進步的要求，那就能夠決定性地幫助這個人贏得事業成功。在我們選擇人生道路的同時，歷史和時代也選擇了我們每個人。現在你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建設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革命道路，這就是你們做出的正確的選擇，同時也將能經受住歷史對你們的選擇。這里所說的選擇不會是一勞永逸的，大家應該有隨著時代前進不斷做出選擇和經受選擇的思想準備。
一年以后，父親在家中找我單獨談話，因為我高中即將畢業，面臨報考大學怎樣選擇專業的問題。
他先問我的想法。我平時對文科比較感興趣，曾在學校的語文競賽中得過第一名，自己覺得學文科更有把握。父親的見解卻相反，他說：“現在國家最需要的是工科方面的人材，向高端科學進軍是時代的召喚，你的理工科成績也不錯，為什么不優先考慮響應國家召喚呢？我自己年輕時在成都上過甲種工業學校，想走發展科學和實業報國的道路，因為當時國家政治腐敗經濟落后，學了工科也報國無門，這條路走不通，才投身革命，從事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斗爭。現在進入了新時代，你如選擇學習工科就能夠為國家做出最大的貢獻。”
父親一席話講完，我的主意也定了：報考工科，將來做祖國最需要的科技人才。
1959年9月，我因高考成績優秀被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部，準備學一年俄語，然后去蘇聯的工科大學深造。
1960年夏，中蘇友誼出現裂痕，開始了意識形態論戰并且波及國家關系，蘇聯單方面撤走專家，原來答應接納中國留學生人數也大幅度縮減。盡管我當時俄語學習成績不錯，也渴望到異國的天地去經受一番歷練，但我還是向黨組織表示聽從分配，出國或不出國都請組織決定。最后，我和相當一部分同學沒有赴蘇聯留學，我被轉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無線電系學習。父親后來提到這件事，對我做出的選擇表示滿意。
2 入黨
父親給我講早年革命經歷
1963年5月，我剛滿21歲，在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我獨立做出的(當然受到父親的影響)重大選擇。父親知道這個消息后非常高興，他欣慰的是我們這個革命家庭中有了第二代共產黨員。
這年夏天，他帶著全家到北戴河休假，利用幾天時間給我講他早年的革命經歷。他說：“入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黨后，下定決心，堅決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革命的轉折關頭。”父親回憶說，他是22歲入黨的，入黨之前曾經有過一段徘徊的經歷。“覺悟遲沒關系，有反復也不怕。只要真正覺悟了就好辦。就怕覺悟早而不真，遲早會動搖。也不要怕犯錯誤，就怕犯了錯誤不改。”
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是我們兄弟中第一個離家遠行獨立生活的孩子，父親為他寫了送行詩，其中提到“革命重堅定，永作座右銘”。
1965年9月，我從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七機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父親又和我談過一次話，主要是講從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義。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恩來總理訪問北非國家時，曾經參觀過一家現代化煉油廠，那里采用的是法國技術，全廠只有900個工人，而與之生產規模大體相同的我們國家的煉油廠卻需要1萬名工人。父親認為，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我國的科學技術與工業水平和外國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寧的話：“勞動生產力，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他又回到6年前對我講過的話題：新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須進一步解決經濟落后的問題，國家才能真正得到發展，我們所進行的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也能最終得到證明。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最后解決這個經濟發展的課題，主要就是依靠科學技術。我們已經規劃了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遠景，真正埋頭苦干來實現這個遠景，全靠你們這些年輕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父親在“文革”一開始就屬于“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人，他確實不明白為什么要進行這樣一場“全面內戰”。大批干部受到沖擊，廣大群眾也被驅趕到形形色色的殘酷斗爭中，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蕩然無存。父親公開質疑這種過火的斗爭方式，被打成所謂“二月逆流反黨集團”的成員，受到錯誤批判，政治上完全被“靠邊站”了。為了顧全黨內團結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認“錯誤”，多次做檢查。鑒于遵守黨的紀律，他那時不能向我們家人透露黨內斗爭的情況。
3 改行
父親支持我的工作選擇
“文革”中，父親與我的3次個別談話，讓我難以忘懷。
第一次是1967年，正是批判所謂的“二月逆流”的高潮時期，我們全家都被籠罩在非常壓抑的沉悶空氣中。父親對我說：“這次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可能對你們兄妹的政治前途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我的心情很沉重。不過我也要告訴你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黨的會議上講出自己的意見而受到批判，我并不感到后悔。直到目前，你們兄妹在事業的發展上都是比較順利的，但今后要準備獨立奮斗了，不要再指望我還能給你們提供什么幫助。”
父親和我還從來沒有過這樣嚴肅的交談，當時我的感受就像是大難臨頭。
父親說：“經過這場事件，我自己對從事政治斗爭已經感到灰心，今后你們還是努力做好科學技術工作，再也不要去搞什么政治了。”我當時找不出什么恰當的話來安慰父親，只是說我們對他并不抱怨，而且我們兄妹都會努力工作，經受考驗，請他不要為我們擔憂。
第二次談話是1969年。那時全國局勢稍見穩定，但又醞釀著新的斗爭風暴。父親此時已退出中央政治局，基本上處在閑散的位置上。由于我所在的七機部已經宣布軍管，按照上級關于組織技術干部下放到部隊勞動鍛煉的要求，我8月份將赴南京軍區某部當學員。臨別時父親找我談話，希望我到部隊后要好好干。他說：“南京軍區有許多干部都是我的老部下，不過你這次去不要找他們，要完全依靠自己，埋頭苦干，努力奮斗，贏得周圍同志們的信任。要相信老百姓和廣大指戰員是會善待你的。只要你好好干，他們是會歡迎的。”和父親預料的一樣，我在南京炮兵部隊某團當了兩年學員，交了很多朋友。
第三次談話是1971年8月。我經過兩年勞動鍛煉回到北京，還是在七機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領導想把我調到所政工組，這也就意味著要改行從事政治工作。我拿不定主意，專程去了一趟北戴河，當時父親正在那里休養。
父親表示這一次他將完全尊重我的想法。他說：這些年你在政治斗爭中也經受了一番磨練。如果確實能夠勝任政治工作，也是好事。他提及4年前曾表示對政治斗爭的灰心，屬于一種憤懣情緒的流露，而且也是想幫助家人擺脫困境。現在他已經從黨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估計今后不會再被卷入高層政治斗爭的漩渦。他說，我已經老了，無力再做什么事情了。你只要踏踏實實埋頭苦干，將來總有一天能夠發揮作用。我希望你努力吧！”得到父親的理解和支持，我懸著的心放下來了。
當時父親已經動過腸癌切除手術，暫時情況還不錯，我們全家人都希望他能因禍得福，從此頤養天年。
這年11月，父親的病情惡化，拖到12月初做了第二次手術，轉過年來終于不治。很短的時間，母親也患了和父親一樣的絕癥，兩個月后動了大手術，兩年以后也一病不起，告別了人世。
雙親在兩年之內相繼逝世，給我和弟妹的打擊非常沉重。幸好，我們得到毛主席、周總理以及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關照，又得到來自人民群眾的同情、愛護、支持、鼓勵，我們沒有垮下去，相反，我們鼓足了勇氣，投入了新的工作，跟隨黨和人民繼續前進。
編輯：鄧京荊 來源：新民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