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1898～1976）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并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并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后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并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成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后，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并先后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并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并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并擔負了后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系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后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貫勤奮工作，嚴于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后，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干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并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1949-1999）》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