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正步”亮相天安門廣場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1950年的中國大地，到處回響著這讓人揚眉吐氣的歡快歌聲。紅旗幾乎插遍了全中國，全中國幾乎就是個大解放區。
四萬萬同胞身心大解放，城市和鄉村滿是笑臉，滿是歌聲，滿是陽光。
鋼鐵、電力、糧食、藥品……那年頭幾乎什么物資都緊缺，但不缺人民群眾對新中國的熱愛、信賴和期盼。
參加1950年國慶一周年閱兵典禮的部隊官兵，有的在接受檢閱后19天，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再次投身硝煙彌漫的戰場。3年后，在首都北京天安門的國慶觀禮臺上，胸前掛滿勛章的志愿軍英雄們接受了受閱官兵的鄭重禮敬。
這就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新中國，她從滿目瘡痍的大地上剛剛站起來，就經歷著一場又一場考驗。
當我們在大連艦艇學院干休所與孫國楨老人談到新中國成立5周年慶典時，老人考問我們：“你們知道嗎，1954年國家發生了什么大事？”
于是，那久遠的歡慶鑼鼓聲也在我們的記憶深處響起，孫老深情地告訴我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就是在1954年國慶前夕召開的，頒布了新中國的《憲法》。”
1954年10月1日的陽光一定格外燦爛溫暖。
剛剛誕生不久的新中國，如同一個充滿理想、飛快成長的陽光少年。
部隊在天壇公園里公開集訓 文明練兵科學練兵要求更高
“50年代初的國慶閱兵訓練與今天有什么不同，你們知道嗎？”孫國楨老人自問自答：“那時候，國家的財力有限，部隊的條件也不好，不可能建專門集中訓練的閱兵村。我們參加國慶閱兵的集訓官兵，就住在天壇公園里。”
從1952年起，全軍的院校方隊，集中到北京的天壇訓練。祈年殿、圓丘、回音壁那一條線上，也就是北京的中軸線上，過去皇帝祈天的通道，成了部隊的訓練場。住哪兒呢？住帳篷。北京軍區派工兵統一搭起的布帳篷，擋風擋雨不擋漏，下大雨時帳篷里常常鬧水災。
因為住的是天壇公園，天壇公園中外聞名，不能不對外開放，所以參加閱兵的部隊的訓練，在那個時候是開放式的。“那些每天到天壇‘遛彎’的北京老人，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都可以看我們訓練。這樣公開訓練，給了我們更大的壓力——不敢馬虎，怕出洋相，這事關解放軍的形象！”
早在1951年，擔任海軍院校閱兵方隊總教官的孫國楨，就開始摸索部隊正步走的操練。
我軍最早的“正步”步伐，是從蘇聯軍隊的隊列條令中引進的。在具體的訓練過程中，又不能不根據我軍的實際情況作較大幅度修改。例如，蘇軍的隊列條令規定，正步行進時，戰士的目光不是向前平視，而是頭向上仰30度，充分體現自豪感；但我們歷來強調“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如果我們的戰士這樣，在中國的文化環境里就容易被人誤讀為“趾高氣揚”。還有，蘇軍正步走擺臂幅度很大，向前擺時，手臂一直要擺到與下巴同高；而如果我們的戰士也把手臂甩那么高，有些老百姓就會議論：“這些小伙兒這么夸張在干嗎？”
所以，我們的正步走，學“英國皇家海軍式”不行，照搬蘇聯軍隊也不行，得有中國特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列條令最后規定：正步走時，頭要正，兩眼平視，手臂擺到胸前。
為了練好正步走，孫國楨和同事創造了兩個分解動作，即“一步一動”、“一步兩動”，主要練習踢腿、擺臂動作的規范，以及踢腿與擺臂動作的配合、協調。
分解有分解的好處，便于發現和糾正單兵的痼癖動作。但分解動作練多了，用隊列訓練的行話說“拔慢步”拔多了，新問題也來了。“拔慢步”拔得越多，有些學員就越不會走，因為腿變硬了；而且“拔慢步”解決不了重心前移，步幅會打折扣。更要命的是，隊伍合練難度更大。
走在方隊中，有一個人重心不穩、耐力不長、姿勢保持不好，整個橫排就很難保持在一條線上，整個縱隊也容易走得起伏不定。這一來就難達到規范要求：橫排，像門板一樣平穩前移；縱隊，像所有人穿在一條線上；方隊，各條對角線和斜線保持像刀切割一樣的線。
學員的訓練負擔和煩惱，引發了孫國楨的思考和探索：用什么訓練方法才能解決好重心前移、重心平穩、重心保持在一條線上的問題？這是孫國楨一輩子從事隊列訓練都在探索的問題。
全國女子跳高冠軍鄭風榮的跳高動作給了他啟發：動作協調，助跑有力，通過增加蹬力和反作用力，跳得就高。這是人體生理結構和運動規律決定的。這啟發了孫國楨：應該把隊列訓練和人體科學聯系起來，把隊列訓練與日常生活聯系起來。這成了他訓練中的重要一招。
當時，受閱部隊在天壇的訓練，還有好多小插曲。孫國楨他們發明了“小棍標量訓練法”。訓練時，方隊的教練員每人手中提個直棍，75厘米長，既用來量步幅的大小，也用來量踢腳的高低。一橫排，20個人一齊踢出腿，一個一個量過去，前面的量著，后面的不能動。群眾看了，小聲議論：“解放軍還讓戰士罰站呀。”訓練中上操下操，見教練員手中都拿個小棍，老大爺、老大媽們又議論了：“怎么那個解放軍還打人啊？”為了不讓群眾誤會，孫國楨他們想出辦法，讓教練班長們把小棍捆成一捆，到了訓練場上再分發，但群眾還會誤解。干脆，撤掉小棍，每人發把米尺，這下老大爺、老大娘們看明白了，恍然大悟道：“走路還用尺量，難怪解放軍的隊伍這么整齊。”
孫國楨老人感慨地對我們說，現在回想起來，新中國建立初期，基層人民群眾覺悟都很高，他們關心我們的訓練，他們的議論，甚至批評，體現了關心部隊、關心國家大事。而我們在公開環境中訓練，對文明帶兵、文明訓練、科學訓練的要求也就特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