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孕婦的煩惱 產床吃緊為“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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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錢少,風險高
一些公立醫院取消產科,不少二級醫院只設婦科,不開產科
“孕婦‘建檔難’,與龍年扎堆生子不無關系。”北京醫師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許碩認為,中國人有深厚的“屬相”情結,繼2007年“金豬寶寶”熱之后,在被視為吉祥好運的龍年“天時”, 2012年“龍寶寶”熱正在升溫。而每波嬰兒潮都加劇醫療資源的緊張。
據介紹,北京市66家三甲醫院中,除了北京婦產醫院和海淀區婦幼保健院有200張左右產床外,多數醫院產床數只有二三十張,遠低于孕產婦的需求量。醫療資源配置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產科利潤少、風險高。
目前,北京市公立醫院順產住院1—2天,各項費用累計4000元;剖腹產住院5—6天,藥費、床位費、治療費等加在一起,約需6000多元。醫保為前者支付1900元,為后者支付3900元,并對手術用藥、器械使用等有較多限制,導致產科利潤薄、掙錢少。
然而,這個“掙錢少”的科室卻是醫患糾紛的重災區。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成立半年來受理的申請中,婦產科醫療糾紛居首。“產科醫療糾紛多,是一個世界性現象。”于松分析,一方面因為孕產婦是健康人,一旦在孕育、生產過程中出現偏差,心理上不易接受;另一方面因為分娩本身是一個復雜過程,具有諸多不確定性。
一位孕婦曾在北京同仁醫院診斷出腦垂體瘤。遇到這類患者,北京婦產醫院會建議她們去有治療疾病條件的醫院建檔生育,因為孕期腦垂體瘤會體積增大,分娩時可能有危險發生。這位孕婦想在北京婦產醫院生產,于是對該院隱瞞病史。接生那一天,她被排在第三個。因等候手術空腹時間過長,出現低血糖等癥狀,腦垂體瘤病發,最后成了植物人。孩子在醫院養到2歲多,官司才了結。
由于收入低、風險大、工作累,越來越多的醫學畢業生不愿意干產科。近年來,日本出現婦產科人力荒,多家醫學中心甚至招不到該科住院醫師。當下,我國產科醫生匱乏問題尚不突出,但是產科縮減現象卻是不爭事實。一些公立醫院如北京市大興區中醫院等陸續取消產科,許多二級醫院只設婦科,不開產科。
與此同時,我國正迎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處于20—29歲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每年增加約200萬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翟振武認為,這種生育小高峰與龍年嬰兒潮“雙峰疊加”,也助推了孕婦“建檔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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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的饑,飽的飽
專家建議,大醫院只接收疑難重癥孕產婦,無高危因素者在一二級醫院建檔分娩
為緩解孕婦掛號難問題,北京許多三級醫院已將孕婦的建檔時間從原來的12—16周,提前到7—8周,只要B超能見到胎心、胎壓,就立刻給孕婦建檔,避免其為了建檔重復掛號。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還開辟“綠色通道”,對持有“高危轉診單”的孕婦,當日加號,當日就診。
“其實,如同大學生就業難主要是找好工作難一樣,孕婦掛號難一定程度上也是去大醫院掛號難。”許碩指出,面對數量龐大的孕產婦隊伍,大醫院“吃不了”,小醫院“吃不飽”。
據北京市衛生局統計,該市三級醫院產科的床位超負荷運轉,使用率平均達110%,而二級醫院的產床使用率為60%至80%,如豐臺區婦幼保健院、大興區婦幼保健院床位目前仍有空余。
“作為北京市危重癥孕產婦搶救中心和產前診斷中心,北京婦產醫院的專家們應該接診的是高危、疑難重癥孕產婦,而現實狀況是高危者只占六成左右。”于松說,專家們被大量不需要看專家號者包圍,三五分鐘看一個,既浪費了專家的優質資源,也易發生高危情況漏診。事實上,無高危因素的孕產婦完全可以在一二級醫院建檔分娩。
據介紹,孕婦在懷孕過程中的定期產檢比較簡單,通常是測血壓、血糖,測量子宮的高度、腹圍,看孩子生長速度,檢查是否貧血,檢測肝腎功能問題,做超聲等。不管是從硬件還是技術水平上,目前北京市130多家有資格做產檢和助產的機構,都能滿足健康孕產婦的需求。一旦孕婦發生嚴重并發癥,可以及時轉到大醫院。
“實行分級轉診才是治本之策。”于松認為,當務之急是探索引導孕產婦合理分流的有效途徑。
于松和她的團隊設計了一個《高危妊娠項目管理》。按照該制度,北京婦產醫院將旗下16家業務歸其指導的北京二級婦幼保健院納入一個服務網,信息共享。孕婦去其中任何一家醫療機構建檔,首先會得到高危狀況評估。根據評分,北京婦產醫院只收疑難重癥孕產婦,無高危因素的孕婦就近去二級醫院產檢,發生高危重癥隨時轉院。既保障了醫療安全,解除孕產婦后顧之憂,又優化了資源配置,促進分級轉診制的推行。
此外,還應發揮醫保的杠桿作用。中國人民大學醫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指出,目前不同級別醫院的分娩手術費醫保支付“無差別”,孕產婦當然愿意選擇大醫院了。
來源:人民日報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