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摻和事兒的隱形“公益人士”
相對來說,李銘的“地下班長”做得就要輕松些。
李銘愛打乒乓球,這個小愛好,糾集了好幾個“同伙”。下課鈴一響,這伙人里必然會有一個箭一般地沖出教室搶占乒乓球桌,等著其他人過來“開賽”。李銘球打得一般,但他卻是搶桌子最得力的那個,要趕上他在打球,別人說“李銘,我玩會兒”,他就讓給人家打。
這種“利他”模式很快讓他成了孩子王。李銘的物理特別好,滿分150,他每次考試都在145分以上。不管是自習課還是課間休息,李銘都是有問必答,有題必解。要是去游戲廳,如果趕上誰剛好花完了這個月的生活費,李銘會特豪爽地把手搭他肩膀上,說,“兄弟請你啊!”
這股子“江湖氣”在對待女生上會含蓄一些。比如春游的時候,李銘肯定會主動幫女生背包,要是哪個人高馬大的男生兩手空空,李銘肯定問他“好意思呀你”。反觀對門那個文科班,男生是稀缺資源,哪個女生都不好意思開口找他們中的某一個幫忙,搞不好,就會被同學們起哄湊成一對。
無論如何,李銘是個喜歡“摻和”事兒的。搞競賽,他幫人家找題庫;策劃活動,他全部包辦;黑板報,他幫班長出主意。可是,這些事情除了攢人氣,其他的體制內榮譽大都與他無關。競賽得獎了,是班長上臺去領獎;活動成功了,老師只會記住你“積極參與”了;黑板報就更不用說了,那本來就是班長的分內事,人家才是名正言順受表揚的。
在洪明看來,這些都是鍛煉“領導力”的具體實踐,團隊意識、奉獻精神、自愿服務熱情,諸如此類的社會化素質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都還得不到充分的肯定。
“我們現在的教育模式,更看重語言智能和數學邏輯智能,這有利于文化知識的開發和積累。”洪明說,這種模式如果極端化,就會忽視孩子們其他方面的智能,“我們應該避免人才標準單一化,應該有多元、全面的成才觀。”
一個理想的班級,是可持續的、活潑的、充滿生活特性的集體。“一個紀律過嚴、活躍不足的班級,很難爆發出創造力。”洪明說,教育者要意識到這些素質的重要性,給那些具備領導力的孩子成長的空間,引導他們,鼓勵他們,盡可能地認可他們。
草臺班子和班長叫板之后
程成上大學之后有些不適應,沒有班主任,只有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輔導員。也有班長,但除了迎新會,幾個月都沒見他組織什么班級活動,同學們要么是以宿舍為單位論集體,要么就是我行我素當“獨行俠”。
大學生活,忙的時候忙死,比如考試前一周;閑的時候閑死,比如不考試的那幾個月。獨立沒什么不好,可沒人一起玩就沒意思了。程成于是組織了幾次遠足,最初只是去公園,人也不多,后來,不少人慕名而來。最遠的那次是去山西,一共有十幾個人同去,可把程成累壞了,買票、訂旅館、安排日程、設計路線,每到一個景點,他就像個導游似的大喊:“兩個小時以后還在這里集合!”
等他們十幾個人安全返校,程成還沒緩過勁兒來,就被輔導員叫去說了一頓——萬一有點什么事,你擔得起責任嗎?程成有些小郁悶,我這不圖名不圖利,累得死去活來還得挨批,怎么這么冤哪!
程成耷拉著腦袋回宿舍發了一通兒牢騷,那個踢球崴了腳腕的哥們兒馬上說,“打小報告”的一定是班長,“你把人都帶走了,他的活動可是唱了空城計啊!”
如果說此前兩人還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此后他們之間就有了各種叫板和不服。程成看不慣班長的官僚氣,不能服眾,對方也看不上他們的草臺班子。他們晚上出去混跡于各種小吃攤,但從來不問班長去不去,雖然程成覺得他們這伙子人更像個集體,但對一心撲在學生會上的班長來說,他們不過是烏合之眾罷了。
直到大三,大家開始考級、實習,自己的事情多了,集體的事也就淡了。
“地下核心的出現,其實是同學們對現有的管理方式不滿的一種表現。”洪明說,制度化的授權、權威化的認可,有時候只能獲得表面上的服從,而“民間”自發形成的核心是“大家通過事情驗證出來的”,因此更有說服力和號召力。
“有的老師喜歡選擇學習好,聽話,自我管理能力好的學生當班長,”洪明說,這跟老師的管理觀分不開。這樣的班長能夠起到模范帶頭作用,“成績差的學生怎么能服眾呢?”
洪明認為,管理不是“壓制”,不是要整齊劃一,紀律是一方面,活潑也很重要。在這個問題上,班長不應該是老師意志的執行者和貫徹者,而應該是通過自主自發的帶動和實踐,獲得群體認同的參與者。只有這樣,才有威信,才能服眾。
班長和班干部的作用不是要讓所有人“一心只讀圣賢書”,而是要調動每個人實現自我管理,“他們的角色不是‘官’,而是組織協調者。”洪明說。
(來揚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