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治療”成討論焦點

“非自愿住院治療”，即違背患者的意愿而對其進行治療。由于精神病的特殊性，這似乎成了一個倫理問題，醫生能否以患者之名違背患者的意愿而對其進行治療？

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在不斷變化。

世界精神病學會在1977年通過的《夏威夷宣言》中寫到：“不能對病人進行違反其本人意愿的治療，除非病人因病重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愿，或對旁人構成嚴重威脅。在此情況下，可以也應該施以強迫治療，但必須考慮病人的切身利益。”顯然，在當時看來，只要患者被認為失去了表達意愿的能力，醫生就可以對其進行治療。

到1996年，世界精神病學會通過了至今仍然是精神科醫生道德準則的《馬德里宣言》，宣言第四條寫到：“當病人由于患精神病不能作出適當判斷時，精神科醫生應當與家屬商量，如需要，還應尋求法律咨詢以維護病人的人格尊嚴和法律權利。不應施行任何違背病人意愿的治療，除非不采取這種治療會威脅到病人或周圍人的生命。治療必須始終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

“非自愿治療”第一次在立法過程中被提及，是在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成都召集討論時，有人提出：“假如患者堅持不住院怎么辦？”劉協和回憶，當時專家組最后的意見是，以勸說對方住院為主。當時在場討論的，并無法律界人士。

2001年，上海市出臺了《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條例》以“自知力”作為判斷標準——“自知力”是一個純粹的醫學概念，是病人對自己疾病判斷和認識的能力。這一能力由醫生檢查評估，作為病人病情是不是嚴重、是不是需要非自愿醫療的標準。這個概念提出后，社會上關于用醫學概念代替法學概念的爭議不少。

由醫學界人士主導此前的立法工作，被認為是《精神衛生法》不夠關注“非自愿治療”前置條件的原因。

“我不否認精神科醫生的動機和專業水平，我也認為《精神衛生法》最先關照的應該是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的權益，但是這樣一部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強制的法律，一定要考慮當強制過程出現爭議后該怎么辦，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是否會出現利益沖突，以及當爭議和沖突出現時，應否確立司法程序予以救濟。”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委員會秘書長李軒對記者表示。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衛生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解志勇也認為，“自愿原則”是《精神衛生法》中的核心點。他指出：“精神病人自愿原則不光是法律上的需要，醫學界主要認為按醫學診斷、治療是個醫學問題，但我們認為，在我國這些年的預防與治療的實踐當中，所暴露出來的更多的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問題，是疑似患者本身的不自愿問題。”

黃雪濤是鄒宜均的代理律師，2006年，鄒宜均被家人關進醫院后，她手持代理委托書希望提出異議，但被告知由于不是當事人的合法監護人，沒有資格帶“病人”走。“我當時只能跟鄒宜均說，‘你在里面要聽醫生的話，我現在可能真沒有辦法把你弄出來’。”黃雪濤回憶道。

此后，黃雪濤開始深度研究我國的精神病立法狀況，她驚訝地發現，這樣一個重要的領域，卻很少有人關注。

2010年4月，黃雪濤創立了深圳衡平機構并擔任精神衛生項目負責人。當年10月10日，國際精神病日，“精神病與社會觀察”與深圳衡平機構兩個民間公益組織聯合發布了四萬余字的《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黃雪濤是主筆。報告指出，精神病收治方面有八大缺陷，最終變成了“該收治不收治、不該收治被收治”。

黃雪濤的父親和姐姐都是醫生，她說自己特別能理解醫生的那種心理，“醫生就是覺得，我都是為你好，有病就應該看，健康第一，小病要早治，犧牲一點自由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們沒有想過，這個決定權一定是要在患者手里的，我有病，不代表我一定要去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