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北郊,賀蘭山余脈和黃河在這里交匯,綿延的是烏蘭布和沙漠。略顯蒼涼的景致中,一幢五層的西式洋樓宛若海市蜃樓。這里是漢森沙漠有機酒莊。
這塊3700畝的綠洲由楊樹環抱,里面是一片郁郁蔥蔥的葡萄園。如今的酒莊讓人很難相信十年前這里還是漫天黃沙的不毛之地。
“這么多年以來,我們采取了很多方法來治沙,比如種樹、栽培灌木等等,”漢森下屬的葡萄種植公司副總經理李埃新回憶道。“但是這些政府主導的運動往往缺乏市場的參與,這樣吸引力也大打折扣。我們不能為了賺錢犧牲生態環境,但是現如今為了恢復生態,講求不計回報的無私奉獻也已經不大現實。”
烏海陽光充足,一年的日照時數差不多有3200小時。烏海的緯度和世界著名的葡萄產區法國波爾多和加州的納帕酒莊相近。同時這里巨大的日夜溫差也非常有利于葡萄中的糖分沉淀,對于優質葡萄的種植來說,烏海再適合不過。
烏海的城市建設始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大型煤礦的開采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移民蜂擁而至。他們也帶來了葡萄種子,當地人后院的葡萄架成為了一大景觀。而之后大大小小的葡萄園也漸漸興起。可是由于當地土質的鹽堿化(pH值約為8)和冬季動輒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溫使得葡萄的成活率僅僅約為65%。上等的葡萄酒要求產自樹齡較長的葡萄,而烏海很多種植戶只能年年砍掉死掉的葡萄藤再種上新的,這也成為了當地葡萄產業發展的一大制約。
李埃新的技術團隊于是引進諸如赤霞珠、品麗珠、梅洛等法國葡萄品種,將它們與本地適應力較強的野生葡萄進行嫁接用以培育新的品種。同時他們也同期種植一些中國常見的葡萄品種進行比較。這些新的嫁接品種在第一年旺旺長勢不如其他品種,但是隨后幾年卻開始茁壯成長,而在惡劣的沙漠環境中,其他品種的葡萄卻漸漸枯萎。
缺水是另一個問題。烏海的年降水量大約在100至200毫米之間,但是年蒸發量卻在3000毫米以上。這稀缺的降水也會很快滲入當地的沙質土壤當中,無法起到滋潤植物的作用。于是,葡萄園從以色列引進了先進的滴灌設備,葡萄的成活率也已經超過了95%。
“在南方省份,你往地里隨便丟個種子都能結出果子,”李埃新說。“但是這里的葡萄更耐寒、耐病蟲害,可以適應各種惡劣的環境。植物在溫室里待久了對自己也沒有啥好處。”
然而,頻繁造訪的沙塵暴對于葡萄苗來說又是一大威脅。
“不管我們對葡萄多么悉心照料,只要沙暴一來把苗都埋了,所有努力就白費了。”
楊樹于是成為了保護葡萄園的第一道屏障,但是無法徹底解決沙暴的侵擾,因為部分沙子仍然會透過樹木之間的空隙對弱小的幼苗帶來致命打擊。2008年,葡萄園里開始了一種新的嘗試:在葡萄周圍種上苜蓿。苜蓿是內蒙古地區牧草的主要品種,事實證明它是葡萄苗的有力保護者。苜蓿的生長周期大約是五到七年,這么長足夠讓葡萄生長到強壯得足以抵御風沙的程度。牧草的秸稈也可以大大提高土壤的肥力。
“我們必須尊重自然的法則,”李埃新說。“你若騙地,地一定騙你。用一些科學的手段利用自然因勢利導便會得到回報。”
每年葡萄園產出500噸的葡萄同時也可以產出100噸左右的牧草。這些牧草被送往100多公里以外的一個養羊場,而這些羊也可以提供羊糞蛋作為葡萄種植的有機肥。這塊種植園里所有的葡萄用的都是有機肥。
同時,這里還有一個200畝的苗圃,培育楊樹、槐樹等樹苗,逐步改造沙地,擴大葡萄園的面積。
而這樣的生態經濟已經不僅僅造福當地,也給幾百名來自外地的務工者提供了就業機會。
陳會紫是來自甘肅慶陽的農民,2008年來到烏海。她的老家地處黃土高原,氣候干旱。她種了玉米,但是產量非常不穩定。
“一切都是靠天收,”陳會紫一邊給葡萄修枝一邊說。“在這里一個月2000塊的工資已經很好了。”
這樣的循環經濟模式已經開始在鄰近的沙漠地區推廣,漢森酒莊目前已經有其他三個葡萄園。一個在烏海市的烏達區,一個在鄂爾多斯,另一個在寧夏吳忠,總共面積近十萬畝。
薛曉先,內蒙古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漢森酒莊的文化與品牌總監。
“很多中國人對于酒莊這個詞有誤解,”他解釋說。“很多人以為有酒窖,有城堡那才叫酒莊。其實本質上來說,酒莊也是農業的一種。這里進行的是減碳經濟,比現在流行的低碳經濟更進一步。但是種葡萄需要長期的投資,很難立竿見影,現在才剛剛看到成效。”
這一切成就也鼓舞著當地的釀酒師。我國的釀酒師經常因為缺乏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葡萄酒品牌而困擾。
“中國葡萄酒在海外市場影響力還不夠,其中一個原因是各個產區大多缺乏自己的特色,雷同度太高,”康登昭是漢森葡萄酒廠的技術總工。“另外,很多酒廠從個體種植戶手中收購葡萄,這樣很難執行統一的標準,也很難質量監控。有時候葡萄種的越多品質卻越差。”
“但是這生長在沙漠的葡萄卻與眾不同,也解決了質量監控的問題,”康登昭高興地說。
(中國日報記者 王愷昊 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