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是一位非黨民主人士,但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人民的命運割裂開。在我們黨的政策出現某些失誤和偏差,國家和人民遇到困難和災害的時候;在黨內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發生局部動亂的時候,他的憂國憂民情緒就表現的更為強烈和獨特。他利用與基層民眾水乳交融的關系,充分調動各種歷史和文化知識,以詼諧幽默的語調,合情入理的分析,樂觀豁達的情緒,去勸說人們、影響人們,主動地做一些疏導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時,他更沒忘記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責任,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盡情地歌頌真、善、美,無情地揭露和鞭撻假、惡、丑,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強明辨是非、善惡、美丑的能力,更讓人們看到光明和希望,對生活充滿信心,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我在正定期間,不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幫助,我們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記得1985年5月我即將調離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個晚上,我們相約相聚,進行了最后一次長談,臨分手時,倆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依依別情,難以言狀。
我到南方以后,曾經給大山去過幾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熱鬧,未有及時回應。以后我也因工作較忙,很少給他寫信了,只是偶爾通個電話,送上衷心的問候和祝愿。我還曾多次讓人捎信兒,希望他在方便的時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總是說我擔子重、工作忙,不愿給我添麻煩。雖然接觸聯系少了,但我們之間的友情并未隨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與我聯系較多的同志探詢,密切關注著我的工作情況和動向,我也經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詢問他的身體、工作和創作狀況。每次見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請他們給他帶去一些薄禮。每年春節前夕,我總要給他寄上一張賀卡,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節,在離開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縣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經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鄉——正定。我抽時間專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時他已主動辭去了文化局長職務,到縣政協任專職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樣豁達樂觀、詼諧幽默,依然那樣身板硬朗、精神矍鑠,并依然在擔任領導職務的同時堅持著他的小說創作。那年,他還不到50歲,正當精力充沛、創作欲望非常強烈的黃金時期。他告訴我,什么小說在哪個雜志發表了,什么小說被哪幾家刊物轉載了,正在構思或寫著什么,顯得非常興奮。那次相見,由于時間關系,我們沒能長談,便依依惜別了。
1995年深秋,我從一個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術,盡管說手術相當成功,還是給關心他的人們心頭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我不時打聽著他是否康復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見好轉,卻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來,聽說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擴張治療,能吃進一些流食了。再后來,聽說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協和醫院做診斷檢查。剛好,我那幾天正在北京開會,便抽空到醫院去看望他。見到他時,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樣,只見他面色憔悴,形體枯槁,蜷縮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兩只深深凹陷進去的眼球,還依然閃耀著流動的亮光。他看到我進來,立即掙扎著從床上坐起,緊緊握住我的雙手,激動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稍微平靜些后,他就給我述說病情的經過。我坐在他的床頭,不時說上幾句安慰的話,盡管這種語言已顯得是那樣的蒼白和無力。那次見面,我們兩人都顯得非常激動,因為我知道,惡魔般的細胞,此時已在大山的肝臟、胰臟和腹腔大面積擴散。我不忍心讓他在病疼之中再過于激動,為了他能得以適度的平靜和休息,我只好起身與他揮淚告別。臨走,我告訴他,抽時間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農歷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這時的大山,身體的能量幾近耗盡,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體愈顯瘦小,聲音嘶啞,眼光渾濁,話語已經不很連貫,說幾句就要歇一歇。此時我心中已有一種預感——恐怕大山的駕鶴西去為期不遠了。至此,一股悲愴的情緒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緊緊握住大山的手,淚水溢滿了眼眶。這時的大山,卻顯得非常平靜,倒是先安慰起我來。我提出再和他照張合影,他笑著說:“我已瘦成這樣,不像個人樣兒了,叫人看見怪嚇人的呀!”他雖是這樣說,可還是掙扎著坐了起來。這張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別人最后的一張合影。
2月21日,在我剛剛離開正定才十來天,突然接到電話告知——著名作家賈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歲。
噩耗傳來,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長。我多么想親自去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無奈遠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樣匆忙,走得是那樣悄無聲息,但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愫,清正廉潔、勤政敬業的作風,襟懷坦蕩、真摯善良的品格,剛正不阿、疾惡如仇的精神,都將與他不朽的作品一樣,長留人間。
(此文發表于《當代人》雜志199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