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解救讓他“一發不可收拾”

媒體此前采訪仔仔，總是著墨于仔仔第一次的打拐，也就是那個被媒體稱為“寶貝計劃”的行動。

2007年7月的一天，在廣州多家跆拳道學校當教練的仔仔路過廣州體育中心門口，看到一群賣花孩子被兩個中年婦女暴打。

“當時我看到那一幕，就是賣花的小孩去抱別人情侶的腿，強買強賣，別人一腳把很小的小孩一腳就踢飛了。”

當過偵查兵的仔仔隱約感覺到這些花童是受人操控的被拐兒童。

他決定跟蹤花童，為了這次行動，仔仔通過網絡征集了一名志愿者“女友”，于是，每天下班時分，仔仔和“女友”都會出現在花童聚集的地方，買花，然后離去。漸漸地，他們與花童漸漸熟悉了……

在仔仔跟蹤兩個月之后，6個從江西、安徽拐來的孩子成功獲救，7個犯罪嫌疑人被公安當場抓獲。

后來，仔仔也解釋不了自己當時的舉動，“只是想弄清楚這背后是怎么回事，沒想太多。”

不料，這一發竟不可收拾。此后，網友不斷提供被拐花童的信息，讓他多次赴深圳、成都、上海、寧波等地，和警方一起解救被拐兒童。

其實，仔仔注意到社會治安方面的問題，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04年，仔仔退伍后第一份工作在廣東中山市一家酒店當保安。一天晚上，仔仔和一退伍的戰友同事下班回宿舍，碰見一女子迎面呼救跑來，后面跟著4個男人。

“4人手上有刀，還警告我們不要管閑事。那時候，我們剛退伍，血氣方剛，正愁有勁沒地使呢！”

兩人赤手空拳和對方打在一起，抓了兩個歹徒，并追回了被搶的手機、錢包，然后報警。第二天，警察的一句 “小伙子，好樣的！”讓他虛榮了半天。

仔仔的事跡傳開后，保安圈內退伍軍人主動約在一起，在警方指導下組建“退伍兵義務反扒志愿隊”，在當地頗有名氣。

在矛盾中毅然前行

“每個人年輕的時候都有虛榮心，也可能會有一些成就感，但是這些都會過去。”

仔仔每次通過自己的努力，使被拐兒童和父母團聚，都感到無比欣慰。但是把這件事情當做事業來做，慢慢到了越來越深入的時候，他感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壓力，有點力不從心。

“后面還有很多孩子等待被解救，我的行為遠遠改變不了這種現象，一個月解救一個兩個，雖然自己一直在做，但是壓力也是很大。”

此外，行俠仗義的虛榮快感過后，面對的是窮迫的生活現實和疲憊的身心。

粗略統計，近年來他為公益解救被拐兒童耗資40多萬元。2003年退伍后，他在廣州做跆拳道教練有著很好的收入，一個月可以拿到2-3萬的薪水，然而志愿者活動占據了仔仔的幾乎全部生活，他不得不三天兩頭請假。

“一個月有20天不在廣州，后來我都不好意思請假了，積蓄慢慢也花光了。”仔仔說。

仔仔的解救行動主要花費在機票和和住宿費上，因為解救被拐兒童事關生命，需要和人販子約好時間。大多數情況下，為了節省時間或者避免人販子突然生變，每次異地解救他都得親自坐飛機趕赴。大多數情況是臨時出發，這就更顧不上機票是不是打折了，而這不是一筆小開銷。

一場異地解救下來就要搭進去5、6千塊錢。“的確有點心痛。”可是下次，仔仔依然會毫不猶豫的再次出發。他也覺得自己是矛盾的，但是卻違背不了自己的心。“行動一來，就顧不得那么多了！”

2012年，仔仔加入了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兒童安全公益基金，但是公益組織的報銷費用并不能完全卸掉仔仔的經濟擔子。因為慈善組織的運轉十分小心，報銷費用需要選擇最便宜的航班，要么早，要么晚，坐火車又慢，而仔仔從事的解救活動，和犯罪嫌疑人的約定一般是臨時性的，為防生變，他必須某個時間必須到達“交易”地點，時間不可控，加諸與犯罪分子打交道需保持高度警惕……所以“目前還得經常自己花錢。”他無奈的笑笑。

父母一直是讓仔仔感到愧疚的人，目前他們依然在種地，很是辛苦，家中五間房子，還是上世紀60年代修的土坯房。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仔仔的家鄉在重災區。那段時間也是他人生中最難捱的日子，“如果自己有錢，幫父母把房子修修該多好啊！”這個幫助過許多人的英雄也感到了無力。

每一次解救必須成功，仔仔總會周密的設想不同的計劃，“要預測所有可能發生的危險，準備有針對性的預案和處理方式，具體到說什么話，被懷疑后的補救措施等。”

由于長期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精神高度緊張，加上經常性和犯罪分子進行心理較量。2010年，仔仔已是嚴重的神經衰弱，失眠十分嚴重，“有時候吃了安眠藥，也只能睡到兩個小時。

仔仔的家人只是在知道他在幫別人找孩子，“不告訴他們，是怕他們擔心。”仔仔說。

“很多人問我，是什么支撐著我一直在堅持，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也沒想那么多。”仔仔自己也困惑過，但是看到被拐兒童家庭那種傷心、無助、凄慘的狀態，他總希望自己盡一點力幫助他們。

“自己在最無助的時候，當時非常希望別人能夠幫助我。看到這種被拐的孩子，比我的經歷凄慘多了，有一點點能力去幫助他，我很高興。”

“即便花了自己的錢，讓他們團聚，還是值得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