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新形勢,要求在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以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支援解放戰爭。1947年7月至9月,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徹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區各級領導機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隊深入農村,發動群眾,組織貧農團和農會,控訴地主,懲辦惡霸,徹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熱潮。
為了使土改順利進行,各解放區普遍開展以“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和“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為內容的整黨運動,采取黨內黨外結合等方法,解決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思想作風和成分不純問題。經過整黨,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有很大進步,為土改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在土改運動迅猛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地區發生侵犯中農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對地主亂打亂殺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發現后采取堅決措施加以糾正,并明確規定了土改工作的總路線總政策,即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此后,土改運動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全國各解放區的土改運動取得巨大成績。到1948年秋,在一億人口的地區消滅了封建的生產關系,長期遭受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生產積極性大為高漲,大批青壯年加入人民軍隊或擔負戰爭勤務,從而保證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
黨領導的第二條戰線斗爭有了新的發展。1947年10月,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余萬學生掀起“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反對屠殺青年”的斗爭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學生的反迫害斗爭再次出現高潮。4月,華北學生開展“反對迫害、保衛學聯”的斗爭,形成聲勢浩大的四月風暴。五六月間,全國興起反對美國扶持日本軍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日益傾向于人民革命,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因而遭到國民黨的仇視和殘酷迫害。民盟中央領導人李公樸、聞一多、杜斌丞先后在昆明、西安被害,許多民盟成員被逮捕或綁架。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予以取締。曾經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間階層中有過影響的“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徹底破產。
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并取得節節勝利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爭取和鼓勵支持,促使各民主黨派和許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轉變。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宣布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國民黨民主派實行聯合,在香港正式合組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舉產生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與此同時,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確表示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代表人士熱烈響應,并陸續擺脫國民黨的阻撓,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解放區,參與籌備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工作。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
四、偉大的戰略決戰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向國民黨軍繼續展開進攻,殲滅大量敵人,打破了敵人的分區防御。同年秋,敵我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決戰階段。
此時,人民解放軍由戰爭初期的127萬人發展到280萬人,其中野戰軍149萬人。全軍還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通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勞動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達到了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戰斗力進一步提高。解放區的面積擴展到235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68億。老區的土改運動基本完成,解放軍的后方更加鞏固。
與此相反,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進一步減少到365萬,可用于第一線的兵力僅174萬,且士氣低落,戰斗力下降。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國民黨軍只得放棄分區防御而實行重點防御。它的五個戰略集團(即胡宗南、白崇禧、劉峙、傅作義、衛立煌集團)已被分割在西北、中原、華東、華北、東北五個戰場,相互間難以形成配合。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分析戰爭形勢,以宏大的革命氣魄和高超的指揮藝術,正確把握戰略決戰的時機,選定決戰方向,并針對不同戰場的特點制定作戰方針,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戰略決戰的序幕首先在山東拉開。1948年9月16日,粟裕等指揮華東野戰軍32萬人發動濟南戰役。經過八晝夜的激烈作戰,攻克濟南,殲國民黨軍10萬余人,其中起義2萬余人。濟南的解放,有力地證明解放軍的城市攻堅作戰能力已大大提高,蔣介石以大城市為重點的防御體系開始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