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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步走，第一步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民主革命在五四運動以后已經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根本標志是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是:政治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經濟上，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并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文化上，廢除封建買辦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但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相互連接的，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實現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也是為著將來實現最高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別是建黨以來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是毛澤東思想在抗戰時期最重大的理論成果。它的提出，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等有了明確而完整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四、加強根據地建設，開展整風運動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為猖狂，中國敵后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國法西斯侵占了歐洲許多國家，1941年6月又揮兵東向，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進攻。12月，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進攻英、美等國在太平洋的屬地，挑起太平洋戰爭。國際法西斯成為世界人民的公敵。中共中央主張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加強同英、美等國的合作，反對共同敵人。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正式形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承擔著抗擊日本陸軍主力的任務。

日本法西斯企圖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決意加緊對華作戰。日軍在華北反復進行“治安強化運動”，對占領區人民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殘酷的“掃蕩”、“清鄉”和“蠶食”，采取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政策，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制造無人區，企圖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徹底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

在日軍瘋狂而頻繁的進攻下，敵后軍民傷亡很大，根據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毀壞，大批糧食和牲畜被搶走，加之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和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1億銳減到5000萬以下，人民軍隊由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敵后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和抗日軍民沒有被困難所嚇倒。黨分析形勢后明確指出，人民抗戰面臨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日益接近勝利的暫時困難；要發揚革命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黨領導敵后軍民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創造和運用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以及派遣武工隊等多種有效的殲敵方法，開展反“掃蕩”、反“清鄉”和反“蠶食”斗爭，給日、偽軍以有力的打擊。1941年至1942年間，人民軍隊共作戰4.2萬次，斃傷俘敵軍33萬余人。敵后抗戰牽制、消滅了大量日軍，成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支持。

敵后軍民在對敵斗爭中涌現出成千成萬的抗日英雄，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氣節。東北抗日聯軍主要領導人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在1940年2月與日軍的戰斗中犧牲后，殘暴的敵人割下他的頭顱，剖開他的腹部，發現他的腸胃里竟全是枯草、樹皮和棉絮，沒有一粒糧食。敵人為之震驚。“狼牙山五壯士”寧可跳崖也不投降的英雄氣概，連敵人也表示敬佩。

抗日根據地是全面貫徹和實現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堅強陣地。為克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黨采取多種有力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據地建設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準頒布《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全面地體現了黨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

根據地建設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設。黨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是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政府工作人員中實行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納各方面的人士，團結抗日的各階級、階層；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施政方針，保障各抗日階級的人權、財權，厲行廉潔政治。

在經濟建設方面，黨號召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動員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組織勞動互助，提高耕作技術，推廣良種，特別是把減租減息作為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從1939年冬起，各根據地相繼實行減租減息，一般將原租額減少25%，規定年利息率一般為10%，其他雜租、勞役和各種形式的高利貸一律取締。大生產運動的廣泛開展，對于克服嚴重的物質生活困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