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朱民
朱民出任IMF的副總裁，固然可以認為是中國的一份榮耀，但更主要的還是他個人的成就。資料顯示，朱民長期從事銀行實務工作，他在國內曾經擔任過中國銀行副行長，負責財務和司庫、風險管理、內部控制、法律和合規，以及戰略和研究等工作。其后他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負責國際事務、政策研究和征信事務。朱民還在世界銀行工作過6年，并在2010年加入IMF，任總裁特別顧問。這種經歷使他在政府國際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場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長期在國際金融機構任職也使他具備了很強的管理和溝通技能，就像拉加德所說的，朱民“對IMF的機構制度有著深刻的見解，我期待著得到他的建議。” 很顯然，拉加德在履新之際挑選朱民，看中的是他的個人能力，而不是為了增加中國在IMF中的權重。
事實上，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選出任國際金融機構的高官，朱民并不是第一位。在他之前，就有章晟曼在1995年到2005年期間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秘書長、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等高級職務。2008年，中國的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也被任命為世界銀行副行長。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的一個事實是， 在章晟曼、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副行長期間，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權重并沒有任何增加，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高官這個時候其實已經脫去了他們作為“中國人”的外衣，而必須成為一個“世界公民”，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無愧于他們所擔任的這個職務?，F在，朱民出任IMF的副總裁，同樣必須完成這一個身份的轉變。
自三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一直在各種場合呼吁對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改革，讓其更多地體現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利益。中國的這種訴求是合理的。IMF目前的權重分配是在二戰剛結束后的世界格局上所形成的，那時候，美國由于本土未受戰爭創傷，反而借助戰爭而崛起，同時其代表著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力量，從而受到全球的擁戴，在當時的環境下，由它主導IMF等新建立的國際組織有其歷史必然性。但是，幾十年過去了，世界格局早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在近一二十年“金磚五國”等新興經濟體形成以后，IMF的權重分配如果一仍其舊，就不能推動世界經濟秩序有序運行，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反而會加劇經濟的不穩定。 IMF的投票權應當與成員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但目前的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歐盟的經濟總量已經接近全世界GDP的24%，但它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卻達到32%，而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這個“金磚五國”的經濟總量已占全球GDP的21%，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卻只有11%。 這種格局顯然使IMF很容易淪為發達國家的御用工具，而無法真正公平地照顧到所有成員國的權益，也無法維護已經有很大變化的世界經濟格局的健康運轉。但是，要改變這個格局，中國顯然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本國人士出任IMF高官上，而是需要聯合其他有類似訴求的國家和經濟體，進行艱苦的努力。
目前，隨著IMF出現的人事變動，這個機構正在出現改革的跡象。但是，對于IMF來說，首要解決的問題卻并不是中國翹首以盼的權重改革，而是歐洲一些國家陷入的財務危機。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歐豬五國”的債務危機爆發已經年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決，這幾天，歐債危機正持續發酵，意大利的資產價格持續下跌，引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再一次出現劇烈動蕩。如果這股仍在惡化的歐債危機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很可能會使三年來各國抗擊全球金融危機的努力付諸東流。在這方面，IMF顯然已經面臨巨大挑戰，新任總裁拉加德和包括朱民在內的她的同僚必須找出行之有效的化解之策，才能使IMF贏得世界各國的信任。（來源：中國臺灣網周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