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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是“60%”的執行主體?
“這個政策的出臺,的確是主要針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從這個角度看,提出對這些專業招生計劃的總量適度控制等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劉清華老師強調,“但要執行這個政策需要科學客觀權威的產業人才需求數據做支撐。”
“目前的規定還不具體,什么時候執行,怎么執行,誰來執行,都還沒有相關的規定。而且,這60%的執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記者在采訪中,很多高校的就業指導中心負責人不約而同地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首先是執行主體的確定,“這個執行主體不應該由學校來承擔,應該呼喚政府的作為。”南開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劉月波指出,“專業的設置和規模的調整非常重要,固然需要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主體來及時跟蹤、了解畢業生就業狀況,但是學校的視野畢竟有限,很難掌握全國的整體情況,需要政府把高校放到一個大盤子,宏觀調控。”
蔣直平建議,“應探索建立‘高校畢業生就業和重點產業人才供需年度報告制度’,每年及時發布準確的畢業生供需數據,學校就可以根據數據及自己學校的專業排名來提前幾年做出調整,該不該招,招多少人,將會有的放矢,避免盲目。”
“減招易,停招難”。事實證明,很多學校在停辦個別專業時,遇到了來自于人事、觀念等方方面面的阻力。“這就更需要政府的統一調控。比如某個學校的法律專業停招了,不是意味著法律專業的教師就都失去工作,而是可以政府協調,將其中的優秀教師調至其他具有法律專業優勢的學校任教,而這個工作是高校無法承擔的,需要教育主管部門、人事部門的支持與配合。”劉月波介紹。
當然,還有其他需要統籌兼顧的問題,比如,盡管國家三令五申,要求引入第三方機構來評估與監督高校的畢業生就業率統計,杜絕就業率造假,但是,目前為止,我國的第三方機構監督機制依然不成熟。此時推出60%的要求,是否會進一步助長就業率造假之風?
熊丙奇指出,“雖然此次教育部同時要求大學‘四不準’,以防止就業率造假,但由于高校就業率的統計和發布,采取的是學校自行統計、上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方式,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因此,可以預見,在進一步提高的就業率要求面前,出于利益因素,一些陷入就業困境的高校難免注水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