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里，趙永華夫婦還贍養了11位無依無靠的老人，為其中的5位送終。

起初，他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房子太小，就出錢把老人送到養老院。

還有一對小兩口兒上門來請趙永華給家里老人“做工作”。他們一家四口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嫌擠，摩擦不斷。

小兩口兒原本以為熱線電話的這邊是個氣派的政府調解部門，步入昏暗的墻皮剝落的樓道后，狐疑地問趙永華：“我們沒走錯吧？”

在這間位于城市邊緣、只有3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兩個牢騷滿腹的年輕人只坐了一會兒，連話都沒怎么說，走了。

就跟上班一樣，趙永華幾乎每天早晨七點左右出門，從家里帶好飯菜，騎車在天津轉悠，一天少說要騎40公里，挨個看望老人。這些年，自行車他丟了幾十輛。

他去老人院服務，不是像一些學生那樣，把老人叫醒，“奶奶你起來我給你唱個歌”，而是帶著自己的孫女，“看奶奶爺爺去”。每逢過年，他專找那些沒人理睬、趴在窗戶上看別人放爆竹的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吃餃子。

趙永華做遺體捐獻志愿者之后，老人們問他忙什么，他就順便介紹一下。他說，以前遺體“讓蟲子給啃了吃了”，現在送到醫學院，“給孩子們做標本”，這個有價值。很多老人動了心。

不過，他從不在人們病危的時候跑去談遺體捐獻。那就“晚八春了”，他說。

他平時熱心助老，像“走親戚”一樣交往，“人心換人心”，但堅決反對勸捐。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是“入土為安”，“你去勸了，人家家里回頭打起來了。你不能去勸人家，你只能跟人家說好處”。

談到“好處”，他總是用濃重的天津衛口音強調：“大家都去買墓地，地底下都是洋灰坨子。咱們天津市喊著要建成大花園，你不重視這個，遲早就是個大墓地！”

有時，他會形容，人死了，“這攤臭肉污染環境，遺體捐獻是變廢為寶”。

為了描述角膜移植如何給人帶來光明，他伸出手指在人眼前晃來晃去：“十來分鐘就移植上了；盲人就看見了，說‘五個手指頭、四個手指頭’，多好的事兒！”

雖然總是見證死別，但這么多年來，他從沒為誰掉過眼淚。

接送死者后半夜獨自回家的路上，趙永華會在心里琢磨：“挺好的一個人死了。”“最后我歸結到一點——又一位高尚的人。”

他總覺得，捐獻者就在天上看著自己，自己不能泄氣，必須越做越好。“假如說真有下面，等將來我死了，對不起那些先走的，在那邊見面了，人家說，‘老趙你騙了我’，‘老趙你也來了，我跟你談談心吧，這幾年你不行啊，我們上當了’——我們別叫人埋怨。”

這些年來，他“耳朵里不好聽的話都灌滿了”。有親戚說他們“有病”，嘲笑孫秀蘭“黃瓜買彎的，西紅柿買裂口的，辣子買黏糊的”。

孫秀蘭格外儉省。她習慣去早市買前一天剩下的便宜菜。包頓餃子也要算計：白菜價貴的時候，包餃子一棵白菜3元錢，不如買一元錢5斤的胡蘿卜，能吃兩回。

這對夫婦近20年沒置辦過新衣。如今，他們全身幾乎都是死者穿過的舊衣。家屬們知道他們不忌諱，衣服、被褥一送就好幾包。

他覺得，自己與這些捐獻者，生前是朋友，生病時自己去照顧過，去世后自己親手把他們送走，“分不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