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多點執業”，很多條件不成熟

講述者：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 朱同玉

大醫院路途遙遠、掛號難，患者卻越來越多；有的小醫院“近在咫尺”，患者卻很少。為什么？

“說白了，患者就是沖著好醫生、好的醫療條件去的。對醫院而言，好的醫療人才是無價之寶。”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朱同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而現階段，讓一名好醫生“固定”在某家醫院，在朱同玉副院長來看，不僅苦了患者，也讓醫生在負荷增加的同時，收入卻不能和工作量成正比。允許醫生“多點執業”，被很多醫改專家看做是緩解上述矛盾的一個可行方案。

“醫生‘多點執業’是一個趨勢，我贊成。但坦率地講，現階段實現‘多點執業’的很多條件都不成熟，很多配套制度沒有完善起來，風險很大，可行性并不強。”他坦承。

所謂“多點執業”，是讓大醫生、好醫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到縣級醫院甚至社區醫院里定期坐診。按照設想，此舉既能讓老百姓節省路費，在家門口看上病，也能提高好醫生的收入，緩解醫療資源配置不均的現狀。

但在醫生群體眼里，“多點執業”現實嗎？

朱院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至少在他們醫院，目前還沒有醫生嘗試“多點執業”。“個別去其他醫院做手術的情況，也僅僅限于朋友邀請，正式開始‘多點執業’的相關條件還在探索中。”他說。

在他看來，相關條件至少包括：執業醫生的工資怎么算？是否要在這個醫院注冊？社保怎么辦？人事編制到底屬于哪里？“現在都還沒有完善的制度，來作說明。”

“此外，單位領導怕耽誤本職工作，發生醫療事故如何分擔責任等一系列問題，都亟待解決。”朱同玉副院長說，“其中，最大的困難是人事編制問題，它決定了社保的辦理，醫生的待遇等，并且能針對一旦出現的醫療事故，作出正確的責任分擔。”

此外，縣級、社區醫院的設備是否合適，也是朱院長擔心的難題。他說：“很多大型手術是需要高級的醫療平臺和設備的，這樣的設備只有大醫院有，社區醫院、縣級醫院的設備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治療結果，甚至導致醫生‘下去了’也無法開展工作。”

在朱同玉副院長看來，真正的“多點執業”范圍應該更廣，不僅是允許醫生下到縣級、社區醫院中，還可以跨城市、跨大小醫院。“醫生以后應該成為一個‘自由人’，像律師一樣開展工作。”

而要實現這些，必須在醫生編制方面建立相應的制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需要有相應的配套機制。“在這些條件成熟的前提下，‘多點執業’才得以真正開展。”他總結道。

對于如何緩解醫療資源分配不合理的問題，醫改專家一直在探討。在朱院長看來，雖然“多點執業”可以緩解這種現象，但治標不治本，要想真正解決問題，還有待“健康守門人”——家庭醫生制度在國家層面建立。

想“預約就醫”省時間，家庭醫生制是基礎

講述者：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 朱同玉

由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導致的“看病難”，困擾著很多患者，短期內又難以扭轉。而在歐美國家，由于實行預約就診制，患者除非急診，否則預約之后才能來醫院找醫生。在預約時段內，醫生“如約守候”，為你提供專屬服務。

此舉一可保證患者的時間不被無謂的等待“耗掉”，二能讓醫生提前對你的病例“做功課”，保證治療效果，被一些人視作我國醫改可供借鑒的方向。

但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朱同玉副院長看來，歐美國家能夠實行預約就醫制的前提，是完善的家庭醫生制，“而當前，我國缺乏這個配套制度的支撐。”

他舉例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歐美國家，患者在非急診病癥下，一般會先打電話給家庭醫生的診所或醫院，直接預約家庭醫生。過了這道“濾網”之后，需要預約專科醫生的患者數，已大為下降。

“家庭醫生是全科醫生，常見病、多發病甚至婦產科和小兒科，都屬于他們的服務范圍。如果家庭醫生認為有必要，才會建議病人‘轉診’到專科醫院，并出具轉診單。”朱同玉副院長說，“病人取得轉診單之后，一般才能給專科醫院打電話預約就診。”

而在我國絕大多數地方，還沒有家庭醫生這道“健康守門人”，朱同玉副院長認為，這樣一來，如歐美醫院般的預約制，只能帶來“更長時間的等待”，老百姓承受不起。

“我去過英國的醫院，他們一個B超就要預約出3個月的時間。英國人一般有自己的家庭醫生，很多病癥不用去專科醫院，需要的話，也能承受長時間等待而不出問題。但我們國家的健康保障服務還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幾個月的等待，顯然是病人無法承受的。”他說。

此外，預約就醫制還須嚴格守時、守約。朱同玉副院長認為，這在現階段對醫患雙方未必是好事，也未必能做到。

“在歐美，如果病人想改變就診時間，一般要提前24小時打電話變更或取消，否則仍需按標準支付醫生費用。”他說，“在國內好醫生資源緊張的背景下，病人如果沒如約前來，浪費的不僅是他的錢，更是醫生給別人看病的機會。”他記得就有醫生質疑說：“病人約了不來，我等還是不等？我一天本來能看50個病人，結果只約了30個，那富余的時間不是白瞎了？’”

朱同玉副院長認為，“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預約制要建立在家庭醫生制之上。“沒有這道‘濾網’，就算實行了，也是僧多粥少，恐怕會伴生變相的‘黃牛號’，甚至不及現在的排隊掛號公平。”

據媒體公開報道，家庭醫生制已在上海等地率先試點，效果不錯。朱同玉副院長提示，要確保這一“健康守門人”制度的持續發展，確保家庭醫生的待遇是關鍵。

“提高家庭醫生待遇，并不是要求政府一味多撥款，而是要建立市場機制。據我了解，英國年均90％的處方藥，是家庭醫生開的，他們的收入非常高。如果我們的醫保制度作一些改革——比如某個社區一年的醫療保險費用是1000萬元，這個錢要靠家庭醫生的服務去爭取，誰經常做家訪、誰能經常為病人提供好的醫療服務，誰的收入自然就高。通過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決定家庭醫生的收入，就能形成一種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