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人手里的處方藥，“都是從醫院里開出來的”，或能夠在藥店輕易買到

相比之下，當上世紀90年代冀連梅報考大學時，一位親戚建議她選擇藥學專業，理由是藥劑師既可以有鐵飯碗，又不用直接接觸病人。時至今日，這也是大多數人對藥劑師的認識。冀連梅的一位同行坐出租車，對方根據聲音以為他是“做鑰匙的”。

實際上，根據規定，藥師不僅根據病人病歷、醫生診斷，為病人建議合適藥物劑型(如藥水、藥丸等)、劑量；還要教導病人服用藥物時的注意事項和服用方法；同時，藥師還負責核實醫生處方，與醫生起相互監察的作用。

如今，冀連梅在新浪微博擁有31萬多名粉絲，這其中不僅包括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張羽、明星馬伊琍，還有全球兒童安全組織等機構。

冀連梅把自己形容為“救火隊員”、“國際刑警”。有時候，她要回答一個哺乳期母親能否涂抹眼藥水的問題，也要告訴大家風靡淘寶的美國小蜜蜂紫草膏并不適用于兩歲以下兒童，甚至要回復藥飯前吃還是飯后吃、拔牙后能否吃頭孢等抗生素、緊急避孕藥有沒有副作用等問題。

別小看這些雞毛蒜皮的用藥咨詢。僅僅是解答哺乳期用藥問題，冀連梅就要查文獻，并計算藥物半衰期，告訴媽媽在服藥后多久哺乳。如果該藥物在哺乳期禁用，冀連梅會給出替代藥物的建議。

這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公眾無知。一位業內人士說，絕大多數人手里的處方藥，“都是從醫院里開出來的”，或能夠在藥店輕易買到。北京一家醫院泌尿科的劉大夫，發現自己的患者竟然在藥店買到了一種堪稱“抗生素中的原子彈”的藥物，這種二級抗生素，醫院不到萬不得已不會使用，而患者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

天津市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主任宋立剛認為，這種情況是在“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下形成的，公立醫院的收入中，藥品收入占了40%，有些醫生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傾向于給病人多開抗生素。

“政府主管部門的各位大、小官員們更應該敢于擔當，負起責任。”宋立剛說。他認為對那些“療效不確切、不良反應大”的藥品，應當盡快完善、修改說明書，“該淘汰淘汰，該撤市撤市”。

有病不僅可以找醫生，還可以找藥師

在業內人士看來，中國人藥物誤用問題，也有科普宣傳不到位的原因。冀連梅回憶起在美國時，鄰居三年級的小男孩對她侃侃而談抗生素的危害，都是在學校的科學課上學到的。在日本，幼兒園老師都會教授正確的打噴嚏動作——挽起手對著胳膊打，因為捂住口鼻病毒附著在手上更容易傳播。

打開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藥品主頁，左上方占據屏幕三分之二大小的流媒體圖片欄里，四個宣傳專題全都是指導民眾如何用藥。據說，這家管理機構每個月都會發布用藥安全的科普專題。

一張圖片上，一位患了感冒的姑娘燒得臉頰暈紅，捂著鼻子，下面的標題是：檢查你的感冒藥和退燒藥是否都含有乙酰氨基酚。大多數感冒藥中都已經含有乙酰氨基酚，很多人同時服用感冒藥和退燒藥后，無意間會導致藥物過量。

而在我國的藥監局主頁里，會議信息鋪天蓋地，夾雜的零星幾個藥品安全信息通告，也都是針對醫務工作人員的專業性報告，普通人很難從滿篇復雜的醫學專有名詞中，識別出能夠看懂的信息。

這就導致公眾很容易偏聽偏信。對于“殺敵一萬、自損三千”的抗生素，有些人像屯衛生紙一樣買很多放在家中，另一些人明明需要服用卻拒絕。冀連梅指出，當真正需要抗生素時，一定要足劑量、足療程地規范使用。在藥房發放抗生素時，冀連梅除了口頭強調外，還會隨藥發放一份文字指南，其中特別強調即使吃了抗生素有所好轉，也不要提前停藥，更不能隨意減量，一定要把醫生開的抗生素全部吃完。

“這種行為和濫用抗生素沒有區別，”冀連梅解釋說，“相當于沒有把細菌的部隊全部殲滅，正確的作法是不留殘余，不給它們反彈的機會。”

但她發現，目前國內醫院的許多藥師都“形同虛設”。“在藥品回扣的利益糾葛下”，藥師根本無法真正為藥品安全把關，不能為患者審核處方、攔截用藥錯誤。她呼吁國家能改革“以藥養醫”的體制，讓藥品收入與醫生的收入脫離關系，使得藥品回歸它真正的價值，讓“藥師可以平等地和醫生一起為病人的用藥負責”。

她即將出版的書《中國人應該這樣用藥》在一些網站的預售名單上，排在熱銷的榜首。對這樣火熱的場面，冀連梅開玩笑地表示，“中國人太想知道怎么吃藥了”。記者張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