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企業利益驅使

目前，深圳市有關部門已與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力資源部門、公安部門取得聯系，并由寶安區人力資源部門、公安部門與街道等委派專人赴當地會同有關部門進行深入調查取證，除對上述7名嫌疑童工深入核查，同時對其他66名人員也做進一步調查核實。寶安區人力資源部門表示，將根據核查結果對涉事企業依法嚴肅查處。

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樊森英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以及《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法律法規頒布施行后，我國對于解決童工現象的政策法律已經基本建立。《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明確規定使用童工屬于違法行為，并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

段軼群稱：“這些員工面孔看起來似乎很小。但當時處于用工緊張期，所以就先招進來了。”但是，根據相關法律，只要員工未滿16周歲，不管用人單位是否知情，都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禁止使用童工規定》中，明確有“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處5000元罰款”的規定。

段軼群表示，今年“用工荒”很嚴重，“尤其是春節前一兩個月工廠招工很困難”。記者在大洋田工業區內發現，隨處可見的宣傳欄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招聘信息，有的企業直接做一個海報擺在公司門口。也有媒體曝出，因勞動力匱乏，珠三角地區出現“黑洋工”現象。

段軼群對記者表示，不會為了節約一點點成本就違法使用童工的。而對于為什么使用童工會節約成本卻不予答復。

經過調查，記者了解到，在大洋田工業區普工的平均工資是每小時11元，按照這個標準計算，每個員工每天工作11小時，每月30天，應發工資3630元。實際支付給這些涉嫌“童工”的是2000元，企業每月從每個人身上“節省”1630元，而雇傭這樣70個孩子，每月可節省開支逾11萬元。

和可立克、德林克一樣，雇傭未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企業似乎并不是少數。周邊居民稱，“幾乎每個工廠都有這樣稚氣未脫的‘員工’，看上去都不到16歲，大部分來自四川、貴州、江西等勞務輸出大省。”而多數中介機構并不會把16周歲當成門檻，“小孩比較好管理，如果帶來的人數夠多的話，發工資都是你說了算。”

送回家之后怎樣？

被遣送回家的時候，帶著弟弟妹妹一起的曲比阿美（化名）并不想走，“家里有7個兄弟姐妹，不出來打工怎么辦呢？”阿美說這話時帶著勉強的笑容。盡管她堅持說自己20歲、妹妹17歲、弟弟16歲，聊起天來她又透露出自己剛剛初中畢業的信息。

大多數伙伴和阿美有一樣的想法，在深圳能賺到錢，在家只有貧窮。阿美的網絡空間里有一個相冊，叫“我的家鄉”。群山環繞的小山村，炊煙裊裊。這世外桃源般的景色是很多城里人向往的地方，而真正生活在這里的人想的是如何走出大山。閉塞的交通、落后的教育，使很多孩子被迫中斷了學業，走出大山謀生。

雖然在深圳，他們被無良中介與企業盤剝，長期加班，沒有休假。但短短10天的打工之旅結束，回到老家，他們能做什么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在偏遠農村，兒童輟學率并不低，這是不能回避的社會問題。“貧窮將這群孩子推到城市，現在又被送回去。原本該在學校里讀書的年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未來社會的發展應該更多的照顧到偏遠、貧困地區，兼顧地區公平。”

“當地經濟不能發展，依舊不能保證孩子的受教育權。現在把孩子送回家，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學校，過一段時間還是要出來打工，童工問題也將是一個無解的循環。”該專家表示。

記者還在工業園區看到另一些年輕的打工者：夸張的耳環、破洞低腰牛仔褲、怪異的發型用劉海遮住半張臉，兜里基本上是“山寨”手機，網絡社交空間里則是各種網吧為背景的照片……這些年輕的工人被定義為“殺馬特”。這個音譯英文smart，原意為時尚的、聰明的，這里卻是截然相反的含義。

“殺馬特”即“農村非主流”，流傳于城鄉結合部，成為一種青少年亞文化現象。一位社會學家表示，農村輟學的孩子來到城市打工，他們試圖融入到城市，并不能真正被接納。現實中，他們在走向“城市化”的過程中，面臨更多的嘲笑和歧視。另一方面，他們也和祖輩的農民形象相去甚遠。

該社會學家認為，這個群體教育背景有限，經濟收入微薄，殘酷的生存環境以及逼仄的發展未來，讓他們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識尋求更高層次的發展。于是，他們面臨著既不能成為城市人，也不愿回到農村的“尷尬”境地。“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這種阻礙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差距，也表現在精神上的隔閡。”（呂紹剛閆軍 熊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