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習仲勛有過很高的、中肯的評價是確定的
眾所周知，毛澤東對習仲勛曾有過多次高度評價，其中一些話不乏傳奇色彩。通常人們比較熟悉的有“毛澤東當面稱贊‘你比諸葛亮還厲害’”、“毛澤東第一次見習仲勛就贊其為‘娃娃主席’”等等，還有人寫文章的題目就是“讓毛主席無比敬佩的習仲勛”。賈巨川說，作為歷史工作者，首先應該具有優秀的史德，景仰歷史更應敬畏歷史，傳記作者的筆下，應當還原歷史人物的真實，把一個可經歷史檢驗、可資世人評說、可使傳主安息的人和事告訴讀者。“即使是為一個人著書立傳，也決不能把傳主推上神壇，對一個人的評價不應超越一定的歷史背景、時代趨勢、認識局限。”
他表示，毛澤東對習仲勛有過很高的、中肯的評價是確定的。他親筆為習仲勛寫過“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但其他的話有沒有演繹的成分？這需要我們加以辨析。“‘你比諸葛亮還厲害’以及‘娃娃主席’的話，毛澤東說過沒有？我沒有看到過相關的文獻資料。習老自己曾發表過回憶毛澤東的文章，在詳盡文字記述中也沒有這樣的話。他回憶第一次見毛主席是在1935年12月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聽報告，當時兩個人距離很遠；而二人第一次長時間談話，已經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因此這些話就值得商榷，不可人云亦云。假如主席曾經說過，那么習老自己應該記得最清楚，也會寫在自己的文章中。”
而至于“讓毛主席無比敬佩的習仲勛”的提法，就有些離譜了。在毛澤東面前習仲勛是學生，是晚輩，是領袖與地方干部的關系。而且以毛澤東的氣質，讓他“無比敬佩”一個比自己小20歲的下級也不太可能。
賈巨川說，歷史的真實要靠語言的平實來體現，沒有見諸于歷史文獻的、沒有親自查閱考證的資料，都不應予采信。人常說史書的生命在于真實，寫史就不能拿“生命”當兒戲。“我的資料和事實依據，主要選自中央檔案館、解放軍檔案館、陜西省及甘、寧、青、新等省(區)檔案館保存的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稿、書信、電報、講話記錄等，也包括發表在書籍、報紙雜志以及內部印刷品上的各類消息、通訊、圖片和言論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習仲勛文選》、《習仲勛革命生涯》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史》也為資料的核實、選用提供了相應佐證。”
《習仲勛傳》五大看點
《習仲勛傳》(上卷)從1913年習仲勛出生寫起，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間跨度長達36年。反映了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作為陜甘邊區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的革命經歷和貢獻。作為關于習仲勛同志的第一本全面翔實的傳記，該書面世后，受到社會各界讀者的廣泛關注，更在專家學者中引起強烈反響。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李東朗曾為該書總結了五大看點：
一是習仲勛在陳家坡會議上是如何表態的？
習仲勛21歲就當選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危難時刻的正確決斷，顯示了他卓越的領導才能。一個典型的、頗能反映習仲勛領導才華的事例就是1933年8月召開的陳家坡會議。在討論決定以后革命方針的陳家坡會議上，兩種對立的意見“爭論得十分激烈”，會議“從當日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太陽大照時才結束”。而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之一的習仲勛的意見，對會議最后決定成立新的陜甘邊紅軍總指揮部，統一領導紅軍開展游擊戰爭的結果，至關重要。在劉志丹等紅26軍主要領導人身陷終南山未歸的情況下，面對資歷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見，習仲勛旗幟鮮明的主張，顯示了他高瞻遠矚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領導才華，對會議形成正確的決策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習仲勛是如何面對錯誤肅反的？
1935年9月下旬開始，西北革命根據地發生錯誤肅反事件，逮捕了劉志丹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錯殺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嚴重危機。習仲勛罹禍其中。肅反主持者準備活埋被監禁的同志，甚至土坑都已經挖好。慶幸的是這時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制止和糾正了錯誤的肅反，釋放了劉志丹、習仲勛等100多位被關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黨組織和西北革命。但是，由于當時形勢和條件的限制，肅反主持人的錯誤沒有得到糾正，習仲勛遭遇了不公正，但他愉快地接受了這些安排，在很困難的形勢下堅持關中游擊戰爭，開辟紅軍西征新區，工作卓有成效。危難時刻見精神，習仲勛在這次肅反中及其以后的表現，充分彰顯了他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堅強黨性和崇高風范。
三是被錯誤肅反的習仲勛是如何獲救的？
長期流行一種說法，說毛澤東到達陜北吳起鎮，了解到劉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這個說法有誤。首先，當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對劉志丹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其次，直至幾近一個月后，在了解更多情況后，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沒有完全否定這個“肅反”。第三，關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錯誤肅反的地點和時間，不是在剛剛長征到達吳起鎮之時，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達甘泉下寺灣后。其時，在聽取陜甘晉省委和紅十五軍團領導人匯報，更多了解肅反情況后，毛澤東、張聞天一致表示：陜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
四是習仲勛是如何反對康生，直言反“左”的？
當“左”傾大潮在土改運動中開始蔓延時，習仲勛再次“不同凡響”：對風靡一時的康生晉綏土改“經驗”，明確提出異議和批評；在黨的會議上，反復申說自己對老區土改的看法；一個月時間內，三次上書毛澤東，直言反“左”。在“左”傾大潮洶涌并且頗有來頭之時，敢于倡言反對，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負責、奉獻精神。歷史的真實情況是：毛澤東非常重視習仲勛的這些實事求是的意見，兩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
五是毛澤東為什么贊譽習仲勛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在中國革命史上，革命的發動和人民對革命的擁護和參加，是經過共產黨人大量艱苦、細致工作的結果。習仲勛就是這樣一位密切聯系群眾的共產黨人。“大量的工作是習仲勛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過問。凡熟悉這段歷史的同志，都為仲勛同志扎實的工作作風、任勞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動，認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個典范”。也正因如此，毛澤東贊譽習仲勛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