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后，經濟實力較弱的中國為增加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物質力量，曾從同盟國購買或獲得了急缺的軍用、民用物資。這些物資通過多種渠道被運到我國。舉世聞名的“滇緬國際路線”、“駝峰”空中運輸線、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等等，都對國外物資、租借物資等“防衛用品”的運輸，起過重要作用。學者們對這些運輸供應線已頗多研究。但是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過力量的驛運、馱運古老運輸方式，如中印“馱運補給線”(A Supply Route by Means of Park Animals)這一問題，以及與此有關的美國戰略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的地下活動，學者們就研究很少，非專業讀者就更陌生了。本文擬對這條擬議中的沒有多大實效的中印“馱運補給線”的情況加以研究，以展示當時鮮為人知的情況。

一、中國國民政府籌辦國際馱運線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苦于工農業落后、經濟力量薄弱，急需從國外進口武器彈藥和緊缺的民用物資。購買這些物資后，運輸卻成為一大難題。水運曾是我國國際運輸的主要通道。抗戰之初，因海軍太弱，各海口備受威脅，不得已而暗中借用當時英國管理下的香港以及海防、仰光等港口轉運，終因香港、海防、仰光被日本法西斯占領，海運斷絕。陸路（公路、鐵路）國際運輸通道如滇越、滇緬路也因越南、緬甸先后為日寇占領而被迫中斷。1942年11月1日開始修筑的中印公路直到1945年1月才通車。只有1942年4月開辟的中美“駝峰”空運線堅持到抗日戰爭勝利。

為此，國民政府也想到了古老的傳統驛運、馱運。1940年7月15日至18日，國民政府曾召開全國性驛運會議，探討驛運的可行性問題。同年9月1日，交通部綜合各方意見，成立了“驛運總管理處”。在國際驛運方面，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的龔學遂于1946年12月對抗日戰爭時期的國際驛運作了概述。隨時勢之需要，驛運管理處曾籌劃三線。其一為康藏線，聯結中印交通。此線取道印度之錫金（原文如此），入藏進亞東、江孜、拉薩、太昭、昌都、甘孜至康定，里程較短，治安較穩，時間較省，運費較廉。惜因政治關系，未能暢通。旋改為官商合辦性質，組織康藏馱運公司[1]，資本400萬元，交通部投資半數，起自印度邊境之葛林堡（Kalinpang，今譯為噶倫堡），經拉薩以達康定[2]。開始運輸，以布疋為主。其二為新印線，起自印度北部之司令納加（Srinagar，今譯為斯列納加），經過列城（Leh）以迄新疆之葉城，亦在撥費開辦中。其三為滇印線，起自印度東北隅之薩地亞（Sadiya），以迄云南之麗江，已組勘察隊，因政治關系，迄未進行[3]。在龔學遂所說的三條國際驛運線中，康藏線（即傳統的中印馱運線）、滇印線，均有過貢獻。在幾乎僅靠“駝峰”空運的艱難歲月里，四川、云南、西藏的藏族同胞都堅持了一條國際驛運交通線的運輸，以彌補空運的不足。這就是由四川西部經云南西北部，又經西藏入印度，抵噶倫堡的傳統馬幫運輸路線。四川康定、巴塘、鄉城的藏族同胞，為這條支援抗戰的馬幫運輸線奉獻了人力、物資和畜力[4]。滇境的回族馬幫亦貢獻了力量[5]。龔學遂還提到了另外兩條國際馱運線。

1942年8月中國國民政府同意商討開辟一條新的中印“馱運補給線”，以運送“非軍事物資”。這條擬議中的運輸線由印度經甲拉山口（Gyalam），貫穿西藏中部、東北（不經過拉薩），至青海的玉樹，玉樹南的巴塘（Batang）作為交貨點[6]。數千年來，人們以“云梯溜索獨木橋，羊腸小道猴子路”來描寫舊日西藏艱難的交通。這條擬議中的運輸線只能靠畜力馱運。由于西藏氣候極差，一年之內馱運可通行時間不足半年；路線之長（僅拉薩至玉樹的古驛道就為2270里，共38站），往返一次費時六個月之久。按最樂觀的估計，其年運輸量在3000至4000噸之內。苦于物資匱乏的國民政府，在困境中仍對這條運輸線表現出了熱情。

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所遇到的運輸困難及國民政府開辟運輸路線的運作和嘗試，都毫無例外地引起了同盟國成員國英美的注視或配合。本文所涉及的中印“馱運補給線”，就是英美兩國大為“關注”的運輸路線之一。然而英美的“關注”卻值得研究。居心叵測的英國，乘人之危，不顧同盟國之間的“袍澤之誼”，以“中英藏”三方會談、“英藏”協議、中國保證西藏“自治”、重彈1913年“西拉姆會議”上老調等陰謀，脅逼國民政府放棄對西藏的主權以換取馱運補給線的運行。英國種種招數和陰謀失敗以后，竟破壞傳統運輸[7]，對中國中央政府官員入藏多方刁難[8]，其帝國主義的本質暴露無遺。

二、美國戰略情報局軍官進入中國西藏

另一同盟國美國，其官方甚至羅斯福總統都對開辟中印馱運線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它的外交人員始終注視、插手這條路線的開辟，羅斯福還親自批準美國戰略情報局的軍官進入西藏活動。

1942年7月2日，美國戰略情報局（OSS）[9]局長多諾萬上校（William J. Donovan）致函美國國務卿赫爾，聲稱他的兩名部下托爾斯泰（llia Tolstoy）上尉和杜倫(Brooke Dolan)中尉肩負使命經印度至西藏再入中國內地，以期會見美國駐中緬印武裝部隊總司令史迪威將軍（J. W. Sitl-well）。多諾萬要求國務院指示美國駐印度新德里外交使團采取措施，以使此二人獲得英印當局準許，讓他們通過印度進入西藏，且能獲準在西藏自由旅行。多諾萬在信函中還說：“我們在印度的軍事當局將向國務院在新德里的代表證實和進一步說明這次使命，以便順利地與英國的行政、軍事部門談判。這次使命具有重要戰略性，我們希望（這次使命）將探索亞洲戰場在推動戰爭成就方面的長期價值。我們對此一方案高度保密。在談判的任何場合避免提及此二人的軍人身份，是符合需要的。當他們與駐印美國外交、軍事人員進行個人接觸時，此事可加討論，也可充分信任英國。英印當局的一些人員已知道他們的使命性質。”[10]

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這兩名軍官究竟肩負什么使命呢？是與擊敗日本法西斯有關？是對法西斯國家高度保密？對同盟國中國是否保密？目前還未見到能充分說明這個問題的關鍵性資料，這些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留待日后再及。

赫爾在接到多諾萬信函后迅速處理，7月3日即呈報羅斯福：“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上校正打算派送該局的兩位成員經印度、西藏至中國。此二人肩負特殊的機密使命。假如您寫一封介紹信給西藏的達賴喇嘛，這對在西藏的使命將極為有利。……這封信是寫給身份為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的，而不是寫給西藏世俗領導的。如此考慮以避免冒犯中國政府，中國政府視西藏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如果您批準，多諾萬上校將就遞交此信的方式與您的辦公室接觸。”[11]日理萬機的羅斯福當天就簽發了他給達賴喇嘛的信[12]，可見美國最高行政首腦的重視程度。

從美國內部的信函來往可知，托爾斯泰等人進入西藏與開辟中印馱運補給線有些關聯。托、杜于1942年7月飛抵新德里，12月到達西藏拉薩[13]。1943年1月22日，赫爾致電羅斯福總統駐印度私人代表費利浦斯（此人于1942年12月9日抵達新德里）：“我們想知道經西藏內陸運輸非軍事性戰略物資前往中國是否能夠實現。關于此事，請你與中國駐印專員沈士華洽談。去年8月間羅伊（F.F.Ray，美國租借局代表）曾和沈專員討論過此事。如屬可行，請將運輸此類物資的數量和種類通知我們，并請按月提供此項資料。我們想知道運送的這類物資是否包括租借法案中的任何物資在內。”[14]在當時，除1942年4月開通的“駝峰”空運線外，運輸美國租借物資來華的陸路運輸幾乎斷絕，而在此時，英國正向中國施壓，妄圖逼中國放棄對西藏行使主權，中國政府嚴辭拒絕了英國的無理要求，開辟中印補給線一事至1943年1月仍無進展。1月26日，費利浦斯致電國務院：“迄今尚無物資經西藏運往中國。”[15]

托爾斯泰等人在拉薩活動數月之后，從拉薩經黑河（今那曲縣）、玉樹到達西寧。這條旅行線與擬議中的中印馱運補給線大體吻合。1944年4月14日多諾萬致函赫爾，信中稱：“根據1942年和1943年駐西藏使團首領托爾斯泰少校的建議，我提請你考慮通過馱運經印度、西藏運輸一些物資到中國的可能性。我亦已寫信給外國經濟管理局的居里（Lauchlin Currie）先生。托爾斯泰少校已經就這事與居里先生談過。據英印當局估計，通過適當的組織每年可馱運4000噸。這點物資對中國戰區武裝部隊的物資援助微乎其微，但如此數量的物資對戰略情報局在中國的運作起很大作用，它是通過‘駝峰’空運供給戰略情報局的兩倍。”[16]多諾萬認為，此事如無中國和英國的合作與參與，將一事無成。而談判應在拉薩進行。多諾萬援引了托爾斯泰的主意：“在同西藏打交道時應強調，所運物資是用于而今在中國的美國人”；“為誘使西藏人同意并保證供應安全”……戰略情報局應贈送禮物給達賴喇嘛，購買所有的羊毛和西藏的其它物產，作為交換，美國供給西藏一些藥品和其它產品”。多諾萬甚至建議，可以考慮在西藏設立美國代表處[17]。

對于多諾萬的建議，美國國務院的重要官員持否定態度。1944年5月17日，歐洲事務司司長鄧恩（James C.Dunn）回復多諾萬，明確表示：在當前情況下首先要考慮的是政治因素。鄧恩援引托爾斯泰于1944年4月7日所寫的備忘錄聲稱：通過印度經西藏、玉樹的馱運線可能只對中國中央政府“完全控制西藏”有利[18]。這就是所謂“首先要考慮的政治因素”。美國官員不愿看到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其居心叵測。鄧恩還談到，開辟這條運輸線在經濟上無利可圖，潛在的政治困難又是主要的。因此，在此時談論這事是不明智的，“國務院不準備就這一建議與中英當局合作參與其事”[19]。1944年6月9日，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格林(J.C.Grew）在給外國經濟管理局副局長居里的信中，重申了鄧恩的觀點。1944年5月17日國務院在回復多諾萬時已作了實質性的表態：“此時關于這一設想有種種理由表明它是不明智的。因此國務院不準備與中英當局參與其事。”至于購買羊毛一事，由外國經濟管理局按照經濟上是否劃算、政治上是否可行而定[20]。

其實，對開辟這條運輸線抱有濃厚興趣的托爾斯泰也認為困難重重和實際價值不大。1944年4月7日，托爾斯泰在其補充備忘錄中承認：由于最近同盟國在緬甸受挫，關于這件事同西藏談判更加困難，西藏害怕日本的情緒可能重新產生，西藏一些官員懷疑同盟國能否勝利；通過印度經西藏長距離運輸物資的經濟和軍事利益，明顯有限；馱運周期6—8個月。而且，任何戰略情報局物資供應的運輸，將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現有生活用品的運輸。托爾斯泰本人還暴露了他對中國的敵視態度，誣稱中國出于政治考慮希望開辟這條馱運線，不使用現存的另兩條馱運線，即從吉爾吉特和列城進入南疆的馱運運輸線[21]。

1944年5月以后，在美國官方的《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里就沒有發現有關這一問題的記載。美國戰略情報局熱衷的中印馱運補給線并未正式運轉。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三、美國戰略情報局在西藏的地下活動

托爾斯泰等人于1942年12月抵達拉薩后，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無視中國的主權，不與中國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聯系，直接與西藏地方當局的“外交局”辦交涉。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當局擅自成立了“外交局”。對此，國民政府的態度十分明確。在7月6日“外交局”成立的當天，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即電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今噶廈告知須向該局洽辦一切事情，是視中央為外國，視藏為獨立國。……事關重大，中央似宜明電噶廈不承認該局，中央駐藏官員仍須照舊與噶廈接洽一切事情。”[22]蒙藏委員會于8月5日通知西藏駐京辦事處，遵照行政院8月1日訓令：“藏方為處理地方涉外事務而有設置機構之必要，應遵守下列兩事：（甲）有關國家利益問題，即政治問題，必須秉承中央意旨處理；（乙）中央與西藏間一切往返接洽方式仍照舊，不得經由上述外務機構。”[23]

然而時隔不久，美國的軍事代表團進入西藏。1943年1月托爾斯泰和杜倫前往“外交局”，遞上羅斯福寫給達賴喇嘛的信。隨后，達賴喇嘛還接見了托爾斯泰、杜倫；托、杜二人送了羅斯福的禮物，即羅斯福簽名的照片一張、手表一只。3月15日、3月24日西藏“攝政”和達賴喇嘛分別復函給羅斯福。盡管赫爾已經說明羅斯福只視達賴喇嘛為宗教領袖而不是世俗首腦，不經中國中央政府而直接與西藏地方當局打交道，是一種無視中國主權的行為；西藏地方當局也違背了中國政府“有關國家利益問題，即政治問題，必須秉承中央意旨處理”的原則。美國戰略情報局軍官進入西藏，難以認定其合法性，因此他們在西藏的活動均應視為地下活動。

刺探情報是托爾斯泰等人進入西藏的目的之一。多諾萬在給赫爾的函件中毫不掩飾“這條補給線的情報副產品”作用[24]。托爾斯泰等人究竟在西藏收集了多少情報，至今還未見到全部資料。盡管如此，其刺探情報是其入藏的目的之一，卻是不容否認的。例如：在1943年春夏由于英國脅迫西藏當局“談判”補給線而造成緊張局勢期間，中國中央政府采取強硬態度，進行軍事部署。此時，托爾斯泰等人奉命從拉薩出發經黑河（今那曲）、玉樹到達西寧，然后又前往蘭州。表面上，他們在探測補給線，實際上盡在收集情報。1943年5月15日，美國駐印代表莫瑞爾（Merrele）向赫爾報告此事：“本人適收到托爾斯泰4月17日自西藏索格發出之函稱，他在前晚獲悉西藏軍隊與中國軍隊正在相對前進中，中國軍隊已接到中央政府命令。他亦自某西藏軍官處聽到一項謠言稱，中國人民要求政府入侵西藏但被拒絕。”[25]莫瑞爾也迅速將這一消息通知了尚未得此情報的英國人。英國駐華大使即與中國外交部討論此事。外交部常務次長胡世澤（1943.5.13——1945.8.29任期）表示“并未獲任何消息證實此項報告”；胡氏借此“重申中國政府對西藏的立場”[26]。托爾斯泰等人在西藏活動的“情報副產品”，決非僅此一項，不然他何以在回國后既晉升少校又獲得一枚勛章。[27]

拉攏西藏地方當局是戰略情報局軍官的目的之二。饋贈禮品，收購西藏羊毛，“建立友好關系”等等，都旨在拉攏西藏地方當局。托爾斯泰以“應西藏要求”為名希望國務院準予贈送無線電發報機和無線電臺。1943年3月20日，美國國務院政治關系顧問項白克的助理希斯記錄了戰略情報局古德費朗斯上校（P.Goodfellons）的談話：該局派往西藏的兩名軍官在會見西藏地方當局時，后者“要求”提供一套無線電廣播裝置，以供西藏境內廣播之用；“戰略情報局多諾萬上校及其他官員認為，而今在西藏的這兩名官員，在與西藏當局建立友好關系上，已經做了良好的工作，并認為如果送給他們這付發射裝置，將有助于我們在此整個地區的戰時工作”[28]。4月12日。多諾萬出面致函項白克：“我們在拉薩的兩位代表轉達西藏的一項要求，希望我們能夠立獲許可，以便他們即可購置三部全付可移動的無線電臺以建立全西藏的通訊網”；“此項請求乃前無先例，如應其請求，于此東西幅員1200哩之西藏地區，盟國將可發生其影響力，并可使此地區現代化，將來此一地區在戰略上具有很大價值”；“本局現存有他們要求的裝備，愿作為美國政府之一項禮物，將此項裝備送給西藏政府，本人相信此舉對于雙方之關系將可發生極為良好的影響”；“如果閣下同意我們的建議，我們即將送此項裝備給我們在拉薩的代表，以代表美國政府致贈西藏政府”[29]。這時已是多諾萬將軍任戰略情報局局長，其意圖非常明顯，且視西藏為“獨立國家”。這自然引起了美國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權衡利弊，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貝爾（Adolf A.Berle.Jr.）代表國務院就多諾萬4月12日的“建議”，在4月23日作了否定的答復。

托爾斯泰又“建議”在西藏設立據點。1944年4月7日，托爾斯泰在致國務院的補充備忘錄中建議：“盡力在西藏駐扎一常任代表，應認為是有利的。”[30]這是托爾斯泰等人在西藏活動后得出的結論。早在1942年10月20日，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司的德拉姆雷特（E.F.Drumright）在其長篇備忘錄中就有這一考慮。德拉姆雷特陳述道：“迄今還沒有美國領事或其它官方代表駐扎在西藏、新疆和內蒙，盡管不時有美國的代表在這些地區旅行。……而在最近幾年，據知只有兩個美國人進入西藏旅游到江孜以遠地方。”[31]德拉姆雷特認為美國在這方面大大落在英蘇兩國之后。他認為可以考慮在內蒙、新疆和西藏設立常駐或臨時代表處，但又顧慮如在西藏或內蒙設立常駐代表處，除了那里沒有常駐美國僑民或美國的財產利益需要保護外，還可能引起有關這些地區政治地位這一麻煩問題。復雜的“主權問題”又加上那里的地方當局是否歡迎常駐代表還是未知數。德拉姆雷特最后建議：臨時派遣一個或幾個代表經新德里去拉薩進行觀察，提出中肯的報告[32]。事隔14個月后，托爾斯泰再次提出在西藏設立常駐代表，這自然又引起美國國務院的思考。國務院遠東司于1944年4月21日作出結論：“應該認識到，美國在涉及西藏總體關系上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動，都該小心慎思，以避免卷入有關西藏地位的國際政治問題。”[33]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打算被否定了。

煽動、聳恿西藏當局“脫離中國”是托爾斯泰等人對中國頗懷敵意的地下活動意圖之四。1943年8月17日美國駐華代辦艾哲遜（G.Atcheson,Jr.）向赫爾報告：謝偉思（John S.Service）先生敘述托爾斯泰上尉和杜倫中尉就中國對西藏之意圖其態度至為親近西藏，而對中國則多加批評。在最后一次與大使館的談話中[34]，托爾斯泰上尉極力暗示美國應支持西藏面對中國[35]。托爾斯泰明目張膽地向中國挑釁。中國國民政府顯然注意到了托爾斯泰等人的動向，時時關注著。外交部次長胡世澤博士稱，他已獲得報告托爾斯泰上尉曾向西藏人士保證，“美國愿對西藏脫離中國表示支持。胡氏對此甚表驚異，美國一向對西藏之事表示至為正確的態度。胡氏并稱，對此事將獲得更多資料，在適當時機轉致我方”[36]。

事實已經表明，托爾斯泰等人進入西藏除收集情報外，分裂中國的領土是他們的主要目的。

四、美國國務院未公開冒犯中國

在英國要挾中國政府以犧牲主權來換取開辟中印馱運補給線之時，美國政府并未公開支持英國。英國通過它的外交代表多次向美國試探，希望美國就“西藏問題”與英國一道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美國國務院對此持慎重態度。1942年7月21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漢密爾頓告訴英國駐美大使海特（Hayter）：“中國憲法列定西藏為中國的領土[37]，本政府決不就此事惹起麻煩。”[38]漢密爾頓又在1942年9月15日的備忘錄里寫道：“我們對英國外交部關于西藏自治的問題，不加評論。”1943年5月15日，美國國務院致英國大使的備忘錄中正式表態：“關于西藏在亞洲的地位，英國政府詳述它一向采取的態度，至為允當。在美國政府方面，當記著這一事實，那就是中國政府一向主張對西藏享有宗主權，中國憲法中列定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地區之一。關于中國這兩項主張，本政府從未表示疑問。美國政府并不認為，此刻開始詳細討論西藏的地位，將會有何益處。”[39]

在商議中印馱運補給線過程中，掌管美國外交的國務院雖然支持情報局在中國西藏的“高度機密使命”，羅斯福也批準了派遣戰略情報局軍官入藏進行活動，然而在事關中國主權這一重大問題上，羅斯福和美國國務院的態度比較謹慎。

前文已經提到，羅斯福視達賴喇嘛為宗教領袖，不認他為“世俗”領導者。這是一種原則性區分。其所以采取這一態度，是為了避免冒犯中國。他當時知道“西藏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羅斯福在給達賴喇嘛的信中措詞也比較謹慎。在談到長期以來美國人包括他自己對西藏和西藏人民感興趣時，有一個關健性詞匯掌握了分寸。其英文原文為：“Ther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ny Persons,Among them myself,who,long and greatly intersted in your land and people.”[40]此處用“your land”（你的土地，盡管land也有國土、國家的含義）而不用“your country”（你的國家）。當時的“大英帝國”經常用“country”一詞來談論西藏。嚴格地說，羅斯福使用“your land”一詞，也不完全恰當。

在1942年夏季商議中印“馱運補給線”之際，英國駐華大使西蒙向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E.Gauss）通報了開辟馱運補給線的有關問題。西蒙說西藏當局以置身于戰爭之外為由，不同意開辟此補給線。西蒙欲聯合中國以經濟制裁向西藏施壓，但先決條件是中國放棄對西藏的主權。中國政府當然拒絕了。高斯在向國務院報告時有兩個詞引起了赫爾的注意。赫爾在1942年7月3日向高斯發出指示，要求高斯澄清。赫爾說，你在報告中提到“西藏獨立”（to Tibetan indepen-dence），在另一處提到“西藏自治”（to Tibetan autonomy）；這些詞匯是“被交替使用，或不是被交替使用，不清楚”。赫爾最后指示：“正如你知道的，中國政府一直認定它對西藏的宗主權（Suzerainty），中國憲法把西藏列入中華民國領土之內，本政府決不就中國的這兩項主張表態去引起爭端。“[41]赫爾最后一句話有含糊之處，使用“宗主權”一詞更是錯誤的觀點，但沒有公然反對中國的主權。

前文亦已提到，美國助理國務卿貝爾于1943年4月23日代表國務院就多諾萬主張贈送西藏電臺一事作了答復，其中貝爾說到：“閣下知道，西藏被中國認為是中國的屬地，美國政府從未采取行動違反或不尊重中國此項主張。”[42]貝爾用“屬地”（dependency）一詞也是錯誤，西藏是中國的領土（Territory)，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

在1943年5月15日，美國國務院在致英國駐美大使館的備忘錄中回答了英國政府所謂的“西藏在亞洲的地位”問題。美國國務院表明了它的立場：“在美國政府方面，當記著一件事實，那就是中國政府一向主張對西藏享有宗主權，中國憲法列定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關于中國這兩項主張，本政府從未表示疑問。美國政府并不認為，此刻開始詳細討論西藏的地位，將會有何益處。”[43]

據筆者見到的資料，至抗日戰爭結束時，美國政府對于中國“西藏的地位”問題，在態度上沒有發生變化。它尊重或不干犯中國的主張；它不采納戰略情報局的一些“建議”；在涉及與西藏交往上，避免惹起國際政治紛爭。美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的態度是明智的。英國則乘人之危擺出露骨的、咄咄逼人的架勢，大有對中國領土西藏實行殖民統治的野心。那么，美國為什么采取了與英國不同的態度？讀讀赫爾等美國國務院官員所寫的字，我們大致尋找到一些原因。

美國不公開觸犯中國，是因為它需要中國抗擊日本法西斯。作者在已發表的關于抗日戰爭時期中美關系的幾篇文章中，多次提到這一點。此處不再贅言。助理國務卿貝爾在指點、甚至教訓多諾萬時，談到了為什么美國不能冒犯中國。貝爾指出：“就對于整個戰爭所作的努力而論，中國政府對于本國及聯合國家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我們可能與西藏當局發生任何關系，或是我們可能對于西藏采取任何行動方面，均宜避免給予中國政府不必要的或疏忽的干犯。”[44]中美既是同盟國，“并肩作戰，共同抗擊法西斯的野蠻侵略”[45]，如若美國公開在中國領土西藏地區煽動分裂，在中國的院子里放火，中國還能與美國一道打擊共同的敵人？本來，赫爾等美國高層人士就害怕中國國民政府與日本議和。在英國就中印馱運補給線制造混亂和威脅中國最囂張的1943年夏秋，日本法西斯還在向蔣介石誘降，以致在11月29日赫爾不得不緊急向正在開羅出席會議的羅斯福報告，“我國在重慶的大使館向我們報告，日本一直繼續向中國政府投和平誘餌，但目前還未成功”[46]。也許這一消息起了作用，“羅斯福總統和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期間在友誼和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羅斯福確實在開羅會議期間對中國許諾了不少，包括保證中國收復被日本占領的中國領土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甚至提出戰后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這一形勢下，美國的高層當權人物自然不愿在所謂的“西藏地位”問題上觸怒中國。

赫爾在其回憶錄中曾寫到，自珍珠港事變以后，美國與同盟國中國進行了全面合作，“我們對中國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強有力的聯合作戰。第二就是在戰時和戰后時期樹立一個同三個西方盟國俄、英、美平起平坐的主要大國，共同建立東方的穩定和繁榮”[47]。正因為美國期盼同盟國中國與它一道進行“強有力的聯合作戰”，打敗世界法西斯，僅從邏輯推理，它也不至于因中國的領土西藏而觸怒中國。那么，英國在當時不也是中國的同盟國么？兩者態度何以不同？

讀讀赫爾關于美國的第二個目的的敘述，也許能說明問題。“在1943年，為顯示我們視中國為主要大國，已采取了三項步驟：1943年1月11日我簽署了廢除我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條約：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我成功地介紹中國作了《四大國宣言》的簽字國……；12月17日國會根據政府的建議，通過了一項廢除排斥中國人的法律之法令，允許中國公民作為移民進入美國，而這最后一件事又是我多年的意愿”等等[48]。赫爾又說，在經濟方面，美國政府也做了許多事。“租借”是其中之一。租借有直接的軍事目的，通過援助中國的經濟，使之能進行持久的戰爭。向中國借款五億美元，促進中國進出口貿易，對中國的戰時生產局派出眾多顧問等等。“我們沒有失去任何一個支持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大國的機會”[49]。美國又何以熱衷于此？“一個穩定的、民主的（親西方）中國幾乎是一個穩定的、和平的亞洲的先決條件”；“一個統一的中國亦將意味著一個相對地擺脫俄國勢力影響的亞洲”；“中美友好會產生必要的安全和穩定”[50]。這些話反映了當時美國最高層人士的對華心態。赫爾還針對英、俄的懷疑眼光，論證了他的觀點。他說：“總統和我相信，中國完全有資格簽署（四大國）宣言。盡管他的軍事力量不如其它三國，但她的人口比這三個國家的總和還多；如果她的人口團結一致，她將擁有巨大的潛力；她與太平洋的主要敵人打了六年多的仗，日本戰敗后，她肯定是亞洲的主要強國。”[51]如此一個受美國影響、控制的東方大國，還是對抗與壓抑蘇聯的王牌，“俄國人最害怕一個比它強的美國控制中國”[52]。這是美國國際戰略的充分表白。

正因為美國的戰略是在戰時和戰后通過各種方法、各種影響以最終控制全中國，那本是中國領土的西藏不也就在它的控制之下了么。美國之所以認為戰時不“詳細討論西藏問題”，根本原因就在這里。這似乎比沒落的大英帝國“高明”。

注釋：[1]“康藏官商合辦的馱運公司，在本年二月也在康定成立。那些犁牛騾馬混合的大編隊，將踏過喜馬拉雅山的尋峰帶給我們必需的物資。”見《中央日報》，1944年5月22日。

[2]從乾隆年間起，由四川成都至拉薩的驛道共100站，計5645里，其中成都至打箭爐（康定）共860里（亦說920里），見《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2頁。

[3]龔學遂《中國戰時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47年6月版，第249—250頁。

[4]章德華主編《西南民眾對抗戰的貢獻》，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

[5]1939年4月至抗戰勝利，經敘昆、滇南驛運干線運至緬甸、印度的物資173噸，運進的達20098.2噸。見楊實主編《抗戰時期的戰時西南的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頁。

[6][10][11][12][31][32][38][40][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stes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part 3，p.630，p.631，p.624，p.625，p.625，p.688，pp.691—692，p.625，p.625.

[7]1943年4月9日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電呈蒙藏委員會：“數月來英方力助西藏阻止漢人及貨物入境。英國駐藏代表與藏當局要人往返甚密。交通運輸等案，我方獨洽迄無成功。”見《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349頁。

[8]英國不僅阻止中國中央政府派勘測人員入藏，甚至刁難中國中央政府的官員經英屬殖民地過境入藏。1944年7月9日，蒙藏委員會官員沈宗濂（1945.7.6任駐藏辦事處處長，7.25又任蒙藏委員會委員）與英駐錫金行政長官古德（B.J,Gould）交涉攜員過境入藏事。古德稱：“閣下同行人員進藏事，吾人已十分盡力。只因印度與西藏有約，由印入藏人士非經藏方同意，不能簽證。此次藏方只同意十四人，故不能再加。假使需要更多人員進藏，應先征藏方同意。”沈宗濂回答：“西藏為中國地方，中央派員前往地方，無征求同意之理。貴國對于過境簽證，有如此曲折，實不可解。”見《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349頁。

[9]“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arvices）是根據羅斯福的行政令于1941年6月成立的。行政令規定其為“政府的情報協調者”，回避了它是在國外從事間諜活動的機構。一年后它正式變為“戰略情報局”。當時，美國陸軍部、海軍部認為此機構是“偷獵者”，搶了他們的飯碗。據Ted Morgan, FDR A Biograph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85, p. 66。

[13]牙含章著《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頁。

[14][15][25][26][28][29][35][36][39][42][43][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art3,p.630,p.620,p.620,p.631,p.632,p.624,p.626,pp.636—637,p.637,p.629,p.630,p.629.以上部分譯文參照《聯合報社》1957年印行的《一九四三年中美關系文件》。

[22][23]《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350頁、第351頁。

[27]李有義先生曾撰文：“美軍卻派了一個軍事代表團進入西藏，據說是為盟軍探測路線，及修飛機場的地點的。這個代表團毫不遲疑地進入‘外交局’，……他們曾贈了藏政府一批通訊器材，究竟還有什么其他交涉我們就無法知道。我們只知道這批軍事代表團回到美國后，曾受到國務院的稱贊，并得到了最高的勛章……。”見《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第353頁。

[34]根據艾哲遜向國務院發送的報告時間，托爾斯泰等人至遲應于1943年8月17日前到達重慶。

[37]《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華民國20年6月公布）策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見《中外憲法選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策106頁。

[45]《人民日報》1995年1月26日頭版。

[46][47][48][49][51]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TheMacMillam Co.,1948,p.1584,p.1583,p.1583,p.1585,pp.1256—1257.

[50][52]《美中關系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檢1991年版，第322—323頁、第326頁。

原標題：抗戰時期中印“馱運補給線”與美國戰略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的地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