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 2010年對歐盟來說是一個危機年。年初爆發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不但給歐元及歐盟經濟帶來嚴重沖擊,也給歐洲一體化、歐盟社會發展及歐盟國際地位帶來嚴重影響。歐盟2010年的內政外交政策也基本上是圍繞危機應對來展開的。
年初以來,歐盟即遭遇多重危機。
首先,主權債務危機陰云仍籠罩歐洲。2010年初,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并持續延燒,市場對希臘無力按期償還到期債務的擔心愈益嚴重,標準普爾、穆迪、惠譽等國際評級機構多次下調希臘主權債務評級,希臘國債利率急速上升,希臘政府已經無力向市場籌措資金償還到期債務。與此同時,受希臘債務危機影響,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財政赤字問題也開始受到市場更多的關注,這些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也遭到降級。歐元及歐元區陷入巨大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盡管因國內民眾反對不愿援助希臘,但在歐元區有可能解體的情況下,最終不得不同意參與援助希臘,但為有效監督希臘裁減赤字,堅持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介入(IMF)。5月3日,歐盟和IMF與希臘政府達成協議,決定向希臘提供為期3年,總額1100億歐元的緊急援助資金,其中歐元區15國共同出資800億歐元,IMF出資300億歐元。鑒于歐元區形勢岌岌可危,歐盟擔心僅靠援助希臘不足以打消市場擔心。為防止希臘債務危機蔓延,在艱難同意援助希臘后僅一周時間,也就是在5月10日,歐盟27國財長會議出乎意料地達成協議,同意建立一個“金融穩定機制”,適用于所有歐元區國家,資金總額為7500億歐元,其中600億歐元由歐盟以自身預算為擔保從市場募集,4400億歐元來自成員國的貸款擔保,另外2500億歐元由IMF出資。歐盟設立如此龐大的一個救助機制,目的是警告市場和投機者,歐盟已經做好準備迎接炒作。但事情的發展仍超出歐盟意外,9月底,隨著愛爾蘭財政赤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32%的消息得到證實,愛開始步希臘后塵,國債利率快速上升,超過愛政府的承受能力,不得不接受歐盟和IMF援助。11月28日,歐盟首次啟動“穩定機制”,向愛爾蘭提供規模達850億歐元的金融援助,愛爾蘭成為一年內歐元區第二個接受資金援助的國家。盡管如此,歐盟債務危機并未解除,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同樣有著巨額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這些國家步希臘和愛爾蘭后塵的可能性在增大而不是減少。
歐債危機根源在于歐元區經濟發展失衡,南歐競爭力差,區內貿易長期赤字,債臺高筑。歐元區成立以來,南、北部經濟不但未趨同,反而持續分化。以希臘為代表的南歐國家,經濟結構單一,高度依賴農業、旅游業,國家創新能力差,資金、人才外流嚴重。德、法等歐元區中心國家卻具有較強的經濟競爭力,擁有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支柱性實體產業。經濟分化導致南歐國家陷入“增長陷阱”,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外來投資和對北歐國家借債,缺乏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對風險缺乏“免疫力”。從最新經濟數據看,德國經濟在歐元區內一枝獨秀,希臘等國經濟則仍在衰退之中,法、意、西等國經濟增長緩慢。債務危機將使歐元區內這種南北分化更為嚴重。歐元制度“先天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眾所周知,歐元區貨幣政策雖已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行使,但成員國仍牢牢掌握財政、工資和社會福利政策權。這給經濟羸弱的南歐國家留下了實施赤字財政的漏洞。且歐元區缺乏統一的跨國監管機制,各國監管標準也存在較大差異,未能發出債務問題風險警告。歐元區根本大法《穩定與增長公約》雖對成員國財赤和外債有明確規定,但缺乏懲罰和退出機制,德、法2004年帶頭違約后,公約對成員國的約束進一步下降,基本上是形同虛設。
其次,債務危機給一體化發展帶來嚴重沖擊。歐盟債務危機既是經濟危機,也是一次嚴重的一體化危機。一方面,一體化的重要標志和象征歐元至今仍未渡過難關,歐元區風險猶存。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愛爾蘭債務危機爆發后聲稱,歐盟已陷入“存亡危機”。另一方面,比歐元受損更嚴重的是,成員國民族主義情緒抬頭,歐洲意識進一步弱化。這在德國表現最為明顯。多年來德國一直是歐洲一體化的模范生和“出納員”,但在債務危機刺激下,近來一直潛滋暗長的“疑歐”主義又有新的增長。多數民眾反對政府出錢援助希臘,對歐元支持率急速下滑。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對歐盟援助希臘提出了嚴格的條件,并在談判中堅持立場,不愿妥協,導致歐盟遲遲不能做出援助希臘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希臘債務危機。此后,為迎合民意,德政府還不與歐盟委員會及其他國家磋商,在禁止裸賣空等問題上做出了一系列單邊決定。德國的“與眾不同”和“格格不入”及由此導致的歐盟內部爭吵,增加了成員國特別是德法兩個主要國家之間的猜疑,降低了歐盟凝聚力。在民族主義抬頭、歐洲意識弱化的情況下,成員國特別是德、法等大國更愿意彼此協商,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愿給予歐盟機構特別是歐盟委員會必要的權力和信任,由其出面協調解決問題。大國作用因而進一步凸顯,主導性增強,歐盟委員會在危機應對中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
第三,歐盟社會矛盾加劇,出現社會危機苗頭。在主權債務危機的壓力下,歐盟成員國成員國紛紛出臺大規模財政緊縮政策,大幅削減預算,首當其沖的福利開支。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各國罷工和示威不斷,而且常伴隨激烈的街頭斗爭。法國抗議提高退休年齡的大罷工、英國抗議漲學費的抗議示威等層出不窮,特別是在希臘等國。由削減福利支出導致的社會矛盾呈激化趨勢。在這一背景下,移民問題開始突出。歐盟各國普遍開始收緊移民政策,對移民的限制也增多。英國制定了非歐洲國家移民的上限,通過加大英語考試的難度限制非歐移民。丹麥執政黨考慮將削減移民最低工資。荷蘭與英國通過法律,提高外國人與本國公民結婚移民的年齡限制等。7月,法國大規模驅逐“羅姆人”,引發歐盟內部關于移民問題的大討論。歐洲社會整體右傾,反移民情緒高漲。德國聯邦銀行董事扎拉青撰寫的《德國自取滅亡》一書引發德國內移民問題激辯,德國總理默克爾坦承德國實行多元文化的努力“徹底失敗”。法國禁止在公共場合穿戴伊斯蘭罩袍。在這種氣氛下,反移民的極右政策開始興起,荷蘭新自由黨雖未進入內閣,但能左右少數聯合政府移民政策。一向以寬容著稱的瑞典極右政黨民主黨在9月議會選舉后首次進入議會。隨著歐洲反移民情緒上升,移民融入歐洲主流社會更為困難,對主流社會的敵意甚至仇視也在增長。2010年歐洲反恐形勢嚴峻與此就有很大關系。一方面,歐洲海外目標頻遭襲擊,“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在馬里和尼日爾綁架多名法國和西班牙援外人員,英國駐也門使館車隊多次遭恐怖襲擊,也門飛往英國的貨機中被截獲“墨盒炸彈”。另一方面,在歐洲本土,也是風聲鶴唳,巴黎埃菲爾鐵塔以及德國帝國議會大廈等重要目標都遭到恐怖威脅。與此同時,“基地”組織也加大了在歐洲招募成員的力度。12月11日,瑞典歷史上首次發生本土型自殺式恐怖襲擊案件,再次表明,歐洲社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從目前歐洲國家對融合移民的無能為力甚至公開承認失敗來看,移民問題未來可能更為嚴重。歐洲社會對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的恐懼、排斥和限制以及移民對歐洲主流社會的敵意甚至仇恨很可能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歐洲社會模式和價值觀將面臨嚴峻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國家政府執政壓力普遍加大。法國總統薩科齊支持率屢創新低,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執政如履薄冰,隨時有下臺的可能,德國聯合政府支持率低迷,英國隨著改革政策的深入,聯合政府內部不和也在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