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不僅是一種歷史現象，同時也應當被視作國家理論中的一個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邏輯支撐的，邏輯支撐是要有歷史內容的。
孟子曾對“大國”概念及其內在邏輯關系有很好的表述，他說“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國”。（“孟子?公孫丑上”劉俊田等譯注：《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頁。）這里的“霸”講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霸權”，而是有影響力的國家；所謂“仁”，講的是國家制度，而“力”則是一個國家的現實國力。這樣，大國崛起就應具備國力和制度這兩個要素。其中，國力是資源轉換形式，因此，大國首先應是資源占有和控制較多的國家。孟子的話，對現代國家崛起的研究，也同樣適用。
人總是要吃飯的，為了經濟利益人們便組成各種社會集團，并以集團的名義展開階級的和民族的斗爭，這種集團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國家。古代國家內外關系以血統皇權維系，近現代國家內外關系則以法權意義上的主權維系。這樣，主權就成了現代“國家崛起”理論的邏輯起點。與人要吃飯的道理一樣，國家更是一個汲取資源的強力系統。國家的崛起需要資源支撐。這樣，國家存在所依賴的資源則成了“大國崛起”邏輯演繹的第一環節。由此便派生出如國家力量、國家權力、國家權利、國家制度和國際民主等概念系列。概念是邏輯演繹的“紐扣”。
但是人畢竟與動物不同，人在吃飯的同時，還是要思考的；國家在需要資源的同時，也要有意識形態和相應的社會制度。物質資源，尤其是戰略性物質資源的有限性與極難再生性，決定國家間的關系是一種絕對博弈關系，但是絕對博弈中可能出現的絕對“零和”結果，又使人的絕對博弈關系在許多情況下變為相對博弈關系，在各自國家力量的邊界尋求理性和解。一張世界地圖，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的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崛起本身并不僅僅是國家為獲得資源釋放國力的物理過程，確切說，它更是一個政治過程。國家政治是國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亞理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辯證法是邏輯演繹的科學方法，人類自覺運用辯證邏輯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現。
國力是國家崛起的基本條件。國家力量的核心當然是軍事力量，馬克思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頁。）但是，國家軍事力量是要有邊界的和不可透支的。這是因為國家可控資源是稀缺和絕對有限的；除非這個國家將全世界的資源擁為已有。但這樣就會出現一國與所有國家相對立并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悖論。歷史表明，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擴張。對已崛起的大國而言，其衰落速度與擴張程度為正比。德國俾斯麥在主權統一問題上不惜鐵血，但在統一后，盡管德國已有了令整個歐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時德國外交卻表現出少有的溫和并由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國威廉二世及后來的希特勒放棄了這種與大國交好的溫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擴張和無限透支武力的道路，這又使德國在大戰后慘被肢解。二戰結束之初，美國也曾表現出全球武力擴張的傾向，朝鮮和越南戰爭透支了美國的國力，并造成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衰落。尼克松上臺后迅速果斷從越南撤兵，收縮國力，此后美國國力再次恢復并持續繼續上升。蘇聯解體后，美國重蹈冷戰時期世界武力擴張的覆轍，繼1991年和1999年的海灣和科索沃戰爭之后，美國在新世紀之初幾乎一年發動一場戰爭。現在美國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國力出現衰落跡像。
這些歷史經驗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是有用的。盡管中國經濟已日益與世界融為一體，盡管中國對國際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國一定要理性地認識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權統一問題上，中國武裝力量使用是果斷有力而不惜代價的；在國際資源利益問題上，中國的武裝力量使用是自衛性；在國際問題上，中國武裝力量只用于在聯合國的框架下維持世界和平。與霸權國家不同，服務于中國崛起的國家軍事力量只是一種自衛性力量，因而只是一種有限使用的國家力量。如果中國能理性地認識并守成于這個這個限度，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可持續的。為了主權的尊嚴和國家的獨立發展，中國應當敢于使用武力；同樣為了尊嚴，中國也要不輕易使用武力。現在我們再回頭反視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思想，以及小平同志為中國未來50年的提出的“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目標，就會理解這是他們那一代領導人，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所作出的對中國未來崛起邊界的理性限定。對今天中國人而言，最困難的也許不在于中國崛起，而在于中國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著準確地把握中國崛起的邊界，而規定這個邊界的則是國家資源可支撐的國力邊界。
國家崛起的邏輯必須是自主邏輯，依附于他國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目前拉美國家發展就是這種依附于西方資本的模式。拉美國家放棄了國際上的反霸斗爭，依附霸權換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國內階級斗爭。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犧牲國內勞動者利益和民族市場為代價，主動向北方國家長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換來與北方國家的“羅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奴隸主與奴隸間的和平。這樣的結果是國家放棄自主發展道路，本國經濟喪失自我內部循環的條件，最終將國家命運交付給西方。歷史上，為了避免依附型發展道路，美國人民發動獨立戰爭；在南北戰爭中，林肯不懼來自英國的壓力，不惜鐵血打敗了一心想依附于英國的“南方同盟”，維護了民族市場，美國由此迅速崛起。上世紀30年代，中國蔣介石政權選擇了依附于國際資本的買辦道路，少數人積累大量財富，國家大規模向國際資本出讓利益，由此造成國內工農大量破產，民族市場嚴重萎縮。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使中國脫離了依附于國際資本的發展道路，并在以后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迅速成長為一個令世界尊重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強國。建國之初，中國外交上提出五項原則，是中國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這個宣誓有堅定的國家意志和強大的國防力量支撐，達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鮮戰爭的勝利，使中國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東南亞國家的尊重和歡迎，西方人對周恩來也敬意有加。因此，大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以仁假力”和國家威信形成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