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國崛起的邏輯有什么特點呢？
第一、主權是大國崛起的邏輯起點。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但中國又是一個主權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前者決定中國的崛起應當是一個被國際社會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強迫世界接受的過程。在國際法的框架下與國際社會和平互動，按自由貿易原則平等地分享國際資源是貫穿中國崛起始終的原則。此間，中國國力使用是有限的，軍事的性質僅屬于自衛性的。后者決定中國的崛起又是中國完全實現主權統一的過程。與“臺獨勢力”斗爭，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對中國來說，是不容討論和不能妥協的原則。從這兩方面看，中國崛起的認識邏輯是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的統一。
第二、資源，是大國崛起的邏輯演繹的第一環節，但對中國而言，它又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據統計，到2010年，國內石油、天然氣、富鐵、富錳、銅等10種礦產已不能保證并需長期進口，鉻、鈷、鉑、鉀鹽、金剛石等嚴重短缺。到2020年，對經濟發展45種礦產資源中可保證經濟發展需求的只有5種。能源方面，從1990年起，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保持7%以上的增長的同時，中國能源總消費已大于總供給，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國能源安全形勢已亮起紅燈。2000年凈進口量超過6000萬噸。未來15年內，我國國民經濟將以7%左右的速度發展，原油需求將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國內原油產量增長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長速度，國內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預計2005年原油需求2.45億噸左右。2003年初，中國地質科學院發表報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國實現現代化，石油、天然氣資源累計需求總量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至5倍。報告說,中國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產結束期。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5億噸原油和1000億立方米天然氣,分別占其國內消費量的70%和50%。中共十六大為未來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目前看，僅憑國內資源、尤其是水資源和油氣資源的儲產量不足以支撐這個目標，而國際油氣資源進口上游地區，基本又為美國等西方海權大國所控制，這種控制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后又進一步強化為經濟壟斷。這對油氣進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時又對油氣上游地區沒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國能源消費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尤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源短缺現實，又與大國間普遍存在能源危機同期出現。新世紀到來之初的頭幾年，美國幾乎一年發動一場戰爭，這些戰爭大都發生在石油貯量豐富的中東地區。中國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國可控資源又遠遠不足以保證這種崛起。這將迫使中國產生更迫切的國際民主訴求并向國際社會要求更加民主的資源分配體制。但歷史表明，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這種訴求是和平實現的，除非這個國家選擇沒有前途的有和平而無崛起的經濟模式。如果再考慮臺灣因素，中國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面臨強力崛起的選擇。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國崛起的邏輯主線，也是中國未來可持續崛起的政治保證。中國對政治文明的訴求是國際民主與國家民主的統一。
國際體系，本質是一個國際資源分配體系。現存的國際資源短缺是絕對不平等的國際資源分配體系的結果。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造成的中國國內資源供給日益短缺狀況，使中國對外部國際體系，尤其是資源分配體系有了更迫切的國際民主訴求。自由貿易和國際民主，是近代法國、德國、美國等在反對英國霸權過程中提出并以武力相捍衛的政治訴求，1918年美國總統T.W.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綱領》，便是這種訴求的最集中和最全面的表述。今天中國也遇到了同樣的需求并意識到了自由貿易權利和國際民主權利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中國已進入市場經濟軌道并與國際貿易和世界資源產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賴關系。中國發展在對國際經濟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根據責權對等原則，中國也就自然擁有了平等獲得相應的國際市場和資源份額、自由貿易及平等地利用海洋運輸通道等權利。但在目前的國際體系中，這些權利正在受到已崛起并異化為世界霸權的國家的壓迫和無理限制。中國的崛起不可能不對這個不民主的體系提出民主訴求。國際民主，本質是主權國家對國際資源，尤其是極難再生的稀缺資源的平等共享的權利體系。世界上絕少有國家為陽光打仗，因為陽光是充足的。二戰后各國經濟發展造成資源短缺，由此造成日益嚴重的南方國家對國際資源的依賴，這種依賴使南方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共享國際資源的權利。這些權利便是當代國際民主的核心內容。
國際民主本質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蘭曾壓迫英國的崛起；英國強力崛起后，它就壓制美國崛起。美國強力崛起后，它現在就壓迫別的國家比如蘇聯、中國等國家崛起。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都是在強力應接挑戰中崛起并獲得既定的國際資源份額的。這種份額比例則是在幾次大規模的軍事較量后得到確認的。現在亞洲隨中國崛起而形成一批新興工業國家，與此相應，南方國家改變不平等的國際資源分配體系的民主訴求也日益強烈。南北矛盾進一步激化。在“吃飯”問題上，人類之間的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不是國內階級斗爭，就是國際間的民族斗爭。歷史上，與暴力相對立的國家理性，從而國際民主只能在國家力量的邊際發生。過去是這樣，今后也不可能有大改變。即使是今天的聯合國，如果沒有核武器作后盾，五個常任理事國就不有實質性的權力。對中國而言，現階段的中國不僅面臨資源短缺的問題，同時還面臨國家主權統一的問題。這都涉及到僅靠口頭宣誓而不能捍衛的安全底線。因此，中國的國際民主權利也必然是一個非強力捍衛而無法保障的權利。
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踐行國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創新的過程。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在國內工農大量貧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中國崛起不僅需要物質支撐，同時還有精神的支撐。而精神支撐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國體不變和資源條件充分的前提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的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需要用不同政體最大限度地動員民眾參與。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國政體在資產革命勝利之初，都經歷過短期的階級強制即專政階段，在相當的時期中，階級專政甚至成了這些國家推進經濟的手段：英國有克林威爾專政時期；法國有拿破侖專政時期； 德國也依次經歷過俾斯麥、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專政階段；甚至是19世紀的美國崛起，也不是牧歌般的進程：它對國內階級鎮壓也是出奇的嚴厲。只是當這些國家走向世界，并從世界獲得更多的利潤和資源回流補償后，國內階級矛盾才因外化為國際民族矛盾而開始緩和：居民的階級身份，逐漸轉向公民身份，國家階級專政政體便轉變為建立在政府與公民契約制度上的法制政制。英國早期的憲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和1791年的《憲法修正案》、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等，從立法上確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公民權利從文件真正進入居民生活，是在后來相當長的時期，尤其是這些國家實現海外擴張并由此得到大量利潤回流后才逐步實現的。
國家公民身份是“人民自決權”和“民族自決權”自覺讓渡給國家主權后的產物，公民與國家之間的契約關系中具有首要的意義的，是被納入權利-義務體系中的公民在對國家盡其依法納稅和效忠義務的同時，國家也對其公民權利有依法實行保護的責任。在這種互相制約的權利-義務關系中，國家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全體居民的積極性。古代羅馬曾用擴大公民權范圍和數量的方式獲得國內居民對國家目標的更廣泛的支持，西方在通過從專政體制向法制體制的轉變后贏得國內大多數居民的支持。中國革命勝利后，中國也曾經歷過“人民民主專政”時期，其間的國家居民身份曾以階級“成份”來劃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建立法制國家的探索，依法制國和依憲治國已成為國家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與此相應，國家居民身份自然而然地從以往的 “階級成份”過渡為國家公民身份，國家政體由階級國家轉變為公民國家似乎成了既可與世界現代文明對話又能最大限度調動中國居民活力的必經之路。
但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邏輯，不僅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也具有中國的個性。與西方英美國家不同，而與小自耕農居多的早期法國相似：早期法國提出“公民權”的概念更側重于保護占人口多數的第三等級的權利。今天的中國仍是工農居于絕對多數而在短期內又不能使之轉化為中產階層的國家；與此相應，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保護工人和農民的基本權利在中國公民國家制度建設中就具有了基礎性的意義，這不僅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體對政體改革的絕對要求，而且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時期工農聯盟的成功實踐在依法制國時期的合理延申。用國家的力量保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損害他們的利益，是中國未來持續崛起的政治保證。總之，我們要找到一種不僅與人類一般文明而且還與中國特殊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制度，最終目的是“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