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0日，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去世100周年紀念日。
他是世界上與中國瓜葛最深的外國作家。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受易卜生作品的影響如此之深刻，易卜生的其他作品中也沒有一個形象像娜拉一樣如此受到中國的關注。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經(jīng)典的代表作品。主人公娜拉，在經(jīng)歷一場家庭變故之后，終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實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在莊嚴地聲稱“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 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了家門。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后，娜拉離家出走的摔門聲驚動了整個歐洲，也在后來驚醒了“五四”之后積極探索中國出路的知識分子們。
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娜拉”被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談及、議論、分析，并逐漸成為了他們進行思想啟蒙的重要的角色符號。
胡適：“易卜生主義”，我的人生觀
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敗在中國的一群先進知識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熱潮。他們以報刊為最重要的陣地，進行民主思想的傳播，并以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為標志，在中國興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基本口號的新文化運動。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雜志以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袁振英的《易卜生傳》為頭陣，加上胡適與學生羅家倫翻譯的《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譯的《國民之敵》(即《國民公敵》)等，排出了雄壯的陣勢，刊出了“易卜生專號”。袁振英在《易卜生傳》中甚至稱娜拉“為革命之天使，為社會之警鐘” 一個來自挪威勇于尋找自我的嬌小女子被當作了“民國初年進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
易卜生研究專家石琴娥告訴本刊，“易卜生專號”的發(fā)表使得人們開始關注起易卜生，此后的30年間，僅《玩偶之家》的中文譯本就有9種之多，同時這出話劇在劇院和學校劇團也經(jīng)演不衰。娜拉一舉風行全國，成為婦女解放、思想解放的楷模。
胡適是中國最早全面系統(tǒng)評論易卜生的學者。據(jù)《胡適留學日記》載，他在 “易卜生專號”上發(fā)表的《易卜生主義》，早在其留學期間即用英文撰寫成，并在康奈爾大學哲學會上宣讀過。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胡適通過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國民公敵》《群鬼》等作品內(nèi)容的介紹和運用，宣揚了他所闡釋的“易卜生主義”，即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曾坦言，“‘易卜生主義’代表我的人生觀，代表我的宗教。”當時的胡適，一心想去除國民的奴性、使人們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甚至把新文化運動當作“中國的文藝復興”來開展。
第二年，胡適又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第一部中國“娜拉劇”《終身大事》。雖然此劇帶有簡單幼稚的模仿痕跡，連胡適自己都稱該劇為“游戲的喜劇”，但在當時，由北大學生排演后，仍然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于隨后出現(xiàn)了一系列以“娜拉出走”為主題的社會問題劇。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棄婦》、郭沫若的《卓文君》、張聞天的《青春的夢》、余上沅的《兵變》、歐陽予倩的《潑婦》等。
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家、復旦大學教授朱文華說，胡適之所以這么做，是認為，“易卜生所宣傳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思想可以在五四時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反封建的一個思想武器，可以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爭取個性解放的一種重要的思想?yún)⒖肌薄?/p>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
社會問題劇的繁榮也直接推動了中國現(xiàn)代早期問題小說的勃興。茅盾的小說《虹》中，主人公梅行素無疑帶著娜拉的影子，她為掙脫不合理的婚姻和家庭的枷鎖，奮而出走。巴金的《家》中，男主人公覺慧則是第一個離家出走的男性娜拉形象。
與此同時，冰心、丁玲、蕭紅、張愛玲、蘇青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也漸漸崛起，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展示了“五四”新女性的個性解放要求，這也是對“易卜生主義”所激起的個性主義浪潮的一個有力回應。領軍人物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女性不再是愛情生活的奴仆，而是始終處于可以主動取舍的地位，顯示了面對男權(quán)世界、女性主體意識的自覺。
“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這是娜拉離家出走前的名言，這句話曾激發(fā)過許多普通女性效法娜拉出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講師趙東梅告訴記者，這其中最有名的要數(shù)周璇，她公開宣稱，“立志要做娜拉那樣的人”，她因此離開了一起生活9年的丈夫，踏上了演員的道路。胡適的《李超傳》中所描寫的四川女子李超，反抗包辦婚姻，逃出家庭的控制也是現(xiàn)實中的真實描寫。
就在所有人在效仿、在呼吁“像娜拉那樣出走”時，魯迅卻站出來給這股熱潮潑了冷水。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樣》的講演，他在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這個易卜生未曾解答的問題，并一語道破殘酷的現(xiàn)實：由于缺乏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同時警醒大家，“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魯迅認為，婦女只有獲得了與男人相等的經(jīng)濟權(quán)和社會勢力才能真正得解放的結(jié)論，為夢醒后無路可走的青年指出了一條需要“深沉的韌性的戰(zhàn)斗”的道路。
其實，魯迅早于1907年就作為第一人在《河南》雜志上對易卜生及其作品頗進行了一番評論和褒獎。只不過當時得到的響應遠不及11年后《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認為，易卜生對魯迅的影響主要在于個性主義：人的個性、婦女解放、社會批判者，這都是魯迅考慮到的中國知識界所普遍缺少的東西。正因為此，魯迅的創(chuàng)作也是向社會發(fā)出一種聲音，向社會主流說不，告訴人們怎么從這種主流生活方式和態(tài)度中解脫出來，活出自己的意義。
魯迅還在隨后創(chuàng)作的《傷逝》中，形象地展示了經(jīng)濟基礎對于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的決定作用，對一味樂觀于娜拉瀟灑出走者如當頭棒喝。而郭沫若在為紀念秋瑾烈士而寫的《娜拉的答案》《“秋瑾史跡”序》中也闡示了他的態(tài)度，“我認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
1928年3月20日，易卜生百年誕辰。《大公報·文學》為此發(fā)表《易卜生誕生百周年紀念》的長文，對易卜生作品的社會意義、藝術價值極其局限性，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評價。此時，易卜生的作品尤其是娜拉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