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2日下午，為了購買天通苑的經濟適用房，數千名購房者連續兩天在天通苑排隊等號。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仍是最樸素的凡人夢想。（圖片來源：京華時報）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楊希鴻似乎已經忘記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楊希鴻的家是上海“鴿子籠”似的閣樓中的一間，13平方米的狹小空間里，擠著三口人。
30年來，曲折前行的中國住房改革，帶給人們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這些變化，快得讓楊希鴻難以想象。
1978年的起跑線
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哄著外孫，楊希鴻似乎已經忘記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如果站在錦江飯店的最高層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過是一片片鴿子籠似的小閣樓，上海華光儀器儀表廠會計楊希鴻的家，是這些“鴿子籠”中的一間，13平方米，擠著三口人。
3.6平方米，在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數字就是上海一個普通職工的生活空間。在狹小的空間里，人們騰挪搬移，費力經營著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個不到1.2米高的閣樓上，楊希鴻的女兒上上下下了十幾年。
不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國，擁擠是每一個城鎮居民最真實的居住體驗。
可查的統計數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標桿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近30年間，中國累計用在住宅的投資僅為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剛剛建國時少了0.9平方米，全中國的城鎮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戶。
在“重生產，輕消費”的新中國經濟觀念中，普通職工的住房需求，被認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視的，本應用于住房建設的資金，被用來發展重工業。
“文革”結束后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紀50年代生育高峰帶來的結婚高峰，讓城鎮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更加尖銳。經常有要結婚的年輕人，跑到有關部門要求分房子。
然而，面對全國869萬城鎮缺房戶，疲弱的國家財政早已無力承擔。名義上用于房屋維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職工繳納的房租，在低工資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憐。楊希鴻記得，在她每個月工資是40元的時候，她只需要交納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這個數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增長過。
“這些房租，連舊房子的維護都不夠，更不用說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專家、曾任國務院住房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張元端說。
一邊是亟需改善的住房條件，一邊是捉襟見肘的財政難題，站在1978年的起跑線上，關系民生的房子問題，成為決策者不得不面對的棘手問題。
解除思想羈絆 錢從哪兒來？
鄧小平的兩次談話，為尚沒有方向感的具體操作者，指明了方向。
1978年9月，城市住宅建設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傳達了復出一年多的鄧小平的一次談話。鄧小平說，“解決住房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私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面潛力不小。”此時，距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3個月時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針對住房問題，鄧小平再一次說，“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系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
然而，在計劃經濟已經實行了近30年的中國，城鎮職工自己建房、購房向來被認為是發展私有制，“首先要解決的，是觀念問題。”張元端說，在整個國家的經濟航向逐步轉向商品經濟甚至市場經濟的時候，要讓人們接受住房也是一種商品的觀念，要讓老百姓習慣自己掏錢租房，自己掏錢買房。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蘇星發表在《紅旗》雜志的一篇文章，為即將進行的改革，找到了理論依據。
1980年1月，重新回到雜志社經濟部主任崗位上的蘇星，在《紅旗》雜志第二期發表了《怎樣使住宅問題解決得快些》的文章。從上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對中國城鎮住房制度進行研究的他，在這篇文章中解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證出住宅是個人消費品，而且依然是商品，私人購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矛盾。
試點的探索
突破了理論困境，住房改革的實踐，便在鄧小平劃定的“提高租金，出售公房”的圈子里，開始試點。
最初的試點，于1982年在四平、常州、鄭州、沙市四地起步，并以點狀逐步向全國分散，到1985年底，全國已有1604個城市和300個縣鎮在進行住房改革的試點，共向個人出售了1095.8萬平方米的住宅。在各地自主改革的基礎上，1986年，國務院住房改革領導小組又啟動了煙臺、唐山、蚌埠三個城市的綜合配套改革。
“這些試點大同小異，總的思路就是找錢，想什么辦法，才能弄來建房的錢。當時能考慮到的就是賣房子和提高租金這兩條路，把新建住宅出售給職工個人，提高房租，把拿到的錢再投入到新的住房建設上。”社科院財貿研究所研究員、房改制度研究專家汪莉娜說，無論是哪一種辦法，都有一個問題回避不了，老百姓是否有購房的意愿和能力。
此時，中國的改革剛剛推進到城市，企業正在進行擴權讓利的探索，職工工資的改革尚未全面啟動。
煙臺市民宮建華當時每個月工資只有52元，根據煙臺的試點方案，即使在給了各種優惠后，買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仍然需要2萬元，相當于她不吃不喝30余年的工資。
不僅沒有能力買，她還有很多顧慮。
“買房就是有私產，誰還敢買房子。再說，住公家的房子，不僅房租低，水管壞了有人修，燈泡壞了有人換，干嗎要買房子。”
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上世紀80年代，這是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的想法。
提租的改革，也阻力重重。根據煙臺的方案，考慮到職工的承受能力，房租提高后，由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的29%給職工發放住房券，這部分房租上漲的壓力，實際由企業承擔，成為正在放權讓利的企業的一個大包袱。這個包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壓力下，而越發顯得沉重。
最終，在企業的反對和各地出現的賤賣公房的風潮中，這些在各地進行的試點被叫停或不了了之。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這個時候的改革，并沒有進行制度設計和全盤的考慮。在政府財力不足，企業面臨轉制的情況下，‘甩包袱’是政府政策選擇的初衷，企業改革、金融改革都滯后于住房改革，不能提供很好的支持。”汪莉娜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