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突破
在全國的房改陷入困境時，1991年，上海建立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為解決房改中的資金難題，提供了一條可行的出路。
1985年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上海計委研究所后，戴曉波的第一個課題，就是研究住房制度改革，6年后，他是《上海住房改革方案》的方案組組長、執筆者。
此時，“提租售房”的改革正在全國各地試點，提租派和售房派的爭論之聲此起彼伏。在這個圈子里兜兜轉轉了幾年后，戴曉波意識到，必須尋找到第三條道路。
1990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剛剛過了春節，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就帶著幾個人到了新加坡等地，他此行的目的，是為上海的住房改革尋到一條破題之道。此前，他剛剛接受了人大代表的質詢，“為什么你當了市長，上海的住宅竣工面積少了100萬平方米？”
“朱镕基回來后說，上海的住房制度改革，他一直放在心上，核心問題就是資金問題。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可以借鑒。”戴曉波說。
1991年5月，作為5個重要內容之一，公積金制度被寫入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根據這個方案，上海市要為職工建立“住房基金”，錢由職工和企業共同負擔，數額為職工工資總額的5%，這些錢，由公積金中心統一管理，用于向企業建房和個人購房發放貸款。
建設銀行上海分行，承擔了上海全市公積金賬戶的設立工作。房地產信貸部主任顧浩鐘說，賬戶設立工作啟動僅僅兩個月，建行就為全市40多萬個職工開設了賬戶，到1995年底，已經歸集資金77.18億元。
1992年5月8日，上海普通職工楊希鴻，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里。穿著灰色毛衣，燙著卷發的楊希鴻，在一份油印的、略顯粗糙的借款合同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成為全上海，乃至全國首批通過公積金貸款買房的個人。
楊希鴻至今仍保存著這份編號為001號的借款合同書。合同書上寫明，楊希鴻向住房公積金中心貸了8萬元分期償還的貸款。這8萬元，幫助楊希鴻圓了多年的住房夢。
很多朋友來向楊希鴻祝賀，“恭喜你啊，有了自己的不動產了。”楊希鴻說，這個祝賀，“比我自己理解的還要深”。
由成思危牽頭的全國住房改革研究小組的調查數字，證明了公積金對提高公民購房能力確有作用。在被調查者中，1980年到1990年間，購買公房的居民只有8.6%；1994年到1997年推廣公積金的階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購置了公房。
1998年的轉身
著名房地產商王石在他的回憶錄《光榮與夢想》一書里，記錄了1997年11月，他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的一次有趣談話。
1997年，朱镕基到深圳調研，萬科董事長王石受邀向他匯報工作。
王石對朱镕基說，“我不認為2到3年內，住宅行業能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王石說這句話的背景，是當時正在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中國啟動內需的經濟政策，學術界很多專家認為，在鋼鐵和汽車均不可行的情況下，應該把住宅當作啟動內需的支柱產業來發展。王石并不贊同這種觀點，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雖然中國的房改已經進行了近20年，但房地產市場并不完善，住宅中商品房的比例僅占30%多，60%以上是各級政府的福利房，這會成為房地產業發展的一個障礙。
片刻沉默后，朱镕基反問，“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度，房地產行業能成為支柱產業嗎？”
不到一年，朱镕基的假設，變成了事實。
為刺激內需，推動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7月，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在這份中國房改的標志性文件中，明確提出要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在中國沿襲了約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壽終正寢，中國房改向著市場化的方向邁進。
一紙文件，結束了很多人福利分房的指望。
當時正在《南方都市報》做攝影記者的何龍盛，覺得很失落，“我三年前剛到報社的時候，有人曾指著報社旁邊的一個水溝說，三年后，這里就是你們的房子。當時很高興，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買房子。”
更多的人在趕著搭福利分房的末班車。聽說國家要取消福利分房，很多單位開始突擊建房分房。調查顯示，1998年是城鎮居民購買公房比例最高的一年，近一半的居民因為擔心以后會買不到房改房而急于購進，二季度，突擊購房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異常火爆。
直到2000年2月，時任建設部部長的俞正聲，終于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住房實物分配在全國已經停止。
20年的積累探索后，中國的住房改革，終于在制度層面完成了徹底的轉身。
轉身以后
原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長、78歲的駱錦星知道，如今，在熱鬧的深圳，已經很少有人像他一樣了解這座城市每棟房子背后的故事。
比如被一棟棟高樓淹沒的羅湖麗苑小區，要不是小區門口明黃色外墻上的“深圳物業管理第一村”的牌匾，人們幾乎已經忘記，這個水泥外墻、最高樓層不過7層、如今居住者主要是深圳中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的普通小區，曾創造了中國首個商品房樓盤的歷史。
當深圳的房價已經成為全國的排頭兵時，“商品房”早已是人們司空見慣的名詞。統計數字顯示，僅在1999年，商品房的市場占有率就達到了85%，商品房從面向少數群體的奢侈消費轉向普通人的大眾消費。
然而，在告別了擁擠的居住記憶后，普通中國人又迎來了高房價的痛苦。
北京市民老孫一家三口，住在北五環外一套面積不到57平方米的房子中，房子沒有客廳，老孫和老伴的臥室充當了客廳，30歲的兒子住在10平方米的小間。為了這套房子，老孫花光了大半輩子的積蓄。如今，兒子結婚住房又讓他開始發愁，他留意著周邊房子的價格，眼看著房價往上漲，“我們隔壁小區的房子，2005年賣4300元一平方米，現在漲到一萬三了！”說到一路高漲的房價，老孫直咂舌。
雖然政府調控房價的政策不停出臺，房價依舊像脫韁的野馬，飛速上漲，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需要在新的節點上尋找思路的突破。
2007年，是中國房改編年史上又一個關鍵年份。
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新加坡，他此行的目的，是向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取經。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演講后回答提問時，溫家寶說，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居民的住房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人均住房面積超過了20平方米，但是分布不均，特別是近些年來房價上漲較快，人們有很大的意見。
同樣在這個場合，溫家寶透露了中國新的房改思路。
溫家寶說，在住房上，政府的職責最重要的是要搞好保障住房，讓那些買不起房或者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能夠租得起房、住得上房。而高檔住房，則主要靠市場調節。
此后，一系列構建中國保障性住房體系的文件相繼出臺。僅在北京，十一五期間，就將建設3000萬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目前，已經至少有萬余人獲得了購買保障性住房的資格，他們將以低于市場價千余元的價格，買到屬于自己的房子。
生活方式的變遷
生活，就像《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棵發人深思的樹，幸福和不幸，都因為一套房子。
30年曲折前行的中國住房改革，留給人們一個不敢想象的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的變遷。
如今，在中國，房子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還是一種生活方式。
當初，在上海擁擠的弄堂里，透過薄薄的隔板，楊希鴻小聲說的話，也能被鄰居聽到，房子是公家的，即使鄰居干擾了自己的生活，她也不好意思開口說“不”。如今，在自己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她可以自由安排個人的生活。她的女兒還參加了小區的業委會，年輕人經常通過互聯網上的社區論壇，組織周末郊游，號召公益活動，針對房屋質量、小區管理的問題，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民主管理。
這些變化，快得讓楊希鴻難以想象。
（來源：京華時報 劉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