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銀行高利潤
二、探“發展”之路 究“暴利”之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銀行成為目前最賺錢的“暴利”企業,銀行持續攀高的利潤業績是否對國民經濟一片利好,高利潤是否能帶來完善的金融服務,片面追逐高利潤又將給銀行帶來怎樣的風險,中國農業銀行總行高級經濟分析師何志成對此進行深入解讀,他認為本質上為服務型企業的銀行如此獲取暴利是不正常的,銀行不能太愛錢。
何志成認為,銀行獲得的高利潤是建立在擁有壟斷性的貸款議價權基礎上的,整個貸款市場完全是銀行一家獨大的賣方市場,為了獲得貸款,企業基本喪失與銀行議價的話語權,從而滿足銀行的各種變相謀利的條件。因為緊縮,整個資金面流動性稍微緊一點,這樣銀行和企業之間的議價關系,是買方市場還是賣方市場,是賣方市場,銀行可以有更多的議價權。壟斷議價權,讓銀行可以隨意對企業設置各種貸款條件,為了生存很多企業不得不答應這些條件,上浮貸款利率成為普遍現象。
一般在銀行資金面比較寬松的時候,像銀行屬于買方市場的時候,它是屬于要下浮的利潤,就是貸款利率要適當地下浮,下浮10%、15%,有一些國有企業甚至下浮20%,這種情況都有,但是去年下浮的情況基本沒有了,一般都是上浮,上浮20%是很正常的情況。除了上浮利率,隨意收費也成為銀行被輿論廣泛詬責的弊病之一。比如貸款正常貸款給你6.2,然后通過咨詢費,什么這個費、那個費,變相地把貸款利率給你提高,這種情況在很多基層銀行,是比較普遍的。有數據顯示,在2003年,國有商業銀行的收費項目為300多項,到如今有據可查的收費項目已經達到3000多項,在不足十年的時間里收費項目增加了10多倍。
各大商業銀行利潤一路飄紅,而作為貸款主體的實體企業的生活卻始終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很多企業貸款無門處于資金鏈斷裂邊緣,江蘇省海門市三星鎮這家無膠棉廠的老板施衛華,這家只有12個工人的工廠,主要是為一些床墊企業加工化纖棉墊。最近,施衛華好不容易接到一個棉被訂單,但是卻沒有流動資金進原材料,工廠也面臨著暫時停產的危險。
通過采訪棉廠老板施衛華,記者得知過去的一年,像施衛華這樣急需銀行貸款救命的企業主數以萬計,很多人在苦苦求貸無門之后,不得不采取飲鴆止渴的辦法,向非法的高利貸尋求幫助。
何志成告訴記者,很少有民營企業能夠從銀行拿到正常利率,就是國家法定的貸款,基本利率貸款,一般都是上浮。上浮20%拿到這算是一個很好的現象,現在不是20%,很多民營企業是30%、40%才能拿到貸款。就說貸款貴,貸款怎么會貴,就是這個貴。銀行利潤的80%來源于存貸款的利息差,銀行賺得越多,意味著貸款企業就賺得越少,企業成為替銀行打工的,后續發展勢必動力不足。
相比于條件苛刻的銀行貸款,民間高利貸似乎更能救急。浙江新鹿富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金新明就就告訴記者,他們公司基本上是用民間的資金來投入企業發展,在發展過程當中,銀行融資也比較難。
據記者調查的數字顯示,去年商業銀行人均年創利潤達50萬,而實體企業人均年創利不足4萬元,很顯然在銀行高利潤的背后國內的實體企業正因缺血而發展后勁不足。
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銀行的這種高議價的貸款條件,結果導致實體經濟出現某種程度的萎縮。實際上,銀行提供增量貸款連年遞減這也加劇了銀行與企業之間不對等的議價地位。現在新的增量資金還減少,那么實體經濟自然就緊張,緊張了以后高利貸的市場就泛濫,高利貸市場上一泛濫,銀行的信貸議價能力就增強,銀行議價能力增強,就跟企業提供各種各樣的提高貸款利率的條件。
何志成認為,銀行追求高利潤的同時,勢必伴隨著較高的議價風險,實體企業萎縮死亡,銀行業的長期發展也無法得到支撐。
從海南查處建國以來的最大洗錢案、到江浙高利貸錢莊泛濫、再到蘇北小鎮的“寶馬鄉”,幾乎所有洗錢、高利貸盛行的地方,均存在大量銀行資金被卷入其中蒙受巨額損失的現象,很顯然,銀行在通過高議價權獲得高利潤的同時,勢必要承擔實體企業因資金短缺而突然死亡所形成的壞賬風險。
相對于何志成,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于銀行業的高利潤并不認同。曹遠征認為,這個利潤總額比較高,但是它的回報率并不高,銀監會公布20%左右,總算1.幾,不到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并不是非常暴利的一個行業。雖然從總額上來看很高。
曹遠征承認,中國銀行業目前主要靠存貸款息差來賺取利潤的現狀,并不是當前國際銀行業的主流,但他認為,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很復雜,并不僅僅是中國銀行業自身的問題。他還說國外銀行業跟中國銀行業很大一個區別,國外很多銀行業是混業的,它是很多業務都可以做的,比如說證券、保險然后其他,中國銀行業現在是分業,基本上是其他的像保險證券有單獨的,在這種情況下,這是國外一個類型很大不同,有甚至它的一個發展。但是說我們也知道,要想以混業方向,對監管能力非常高,綜合經營和綜合監管,那么它的能力要求非常之高。一國如果達不到這種監管,它最好分開,中國銀行業處在這么一個階段,是從一個原有的狀態,開始有苗相適應,向混業狀態發展,那么對監管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