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在這團間諜亂象中當然并不是僅僅作為歐洲人來作出反應，同時也會反映出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和與美國的關系。他們的反應是由于國內對情報收集的看法以及對隱私問題的擔憂而形成的。

德國是歐洲國家中怒氣最盛的，或許也是在隱私問題上法律最嚴格的，很多人會說從歷史原因上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在經歷過納粹德國領導下的蓋世太保和前東德斯塔西國家安全局的所作所為之后，廣大德國人都開始反對政府的監控。即使是全國人口普查這樣的信息采集都會引起很大爭議。

這樣造成的一個后果就是：即使在德國成為歐洲經濟的發動機之后，它的情報機構都還是受到諸多限制，既有來自財政預算的約束，也有專門的組織機構來防止集權化和監控的擴張。因此德國情報機構的權限與美英法過相比被限制得太厲害了。

“我們很難對其他領導人進行電子監控。”艾爾馬·西弗森——德國第二廣播電視臺的一位安全專家——這樣說。德國情報界的10500個雇員每年的項目加起來才花費10億美元——與美國花在情報項目上的資金相比少多了。

德國的秘密機構反映出了這個國家的聯邦分權制。德國一共有三個主要的國家機構：聯邦情報局（BND，負責外國情報），聯邦憲法維護廳（BfV，負責國內情報，同時也會對外國機構進行反間諜活動）以及軍事反間諜組織（MAD，具備武裝力量的情報機構）。在德國16個州都有像BND和BfV這樣的機構。

這套體系常常被批效率低下——更多的是在最近因為十多年來都沒有找出承認犯下了一連串仇視罪行的新納粹主義黑幫而顯得情報部門很無能。這種無能被歸因于德國的許多情報部門缺乏部門之間的溝通。

德國情報機構還因為沒有發現與911恐怖分子在漢堡的支部而備受批評。事實上，正是因為這些失敗帶來的尷尬感使得過去十年德國加速了與美國的情報共享。

對于批評者們來說，更多的合作帶來的后果就是德國成了歐盟國家里面被監控最多的國家。據德國明鏡周刊6月份的報道，德國多達5億條的通訊信息在2012年12月被席卷并全部被美國國安局儲存下來。至于這其中有多少數據是由美國國安局自己收集的，又有多少是德國機構送給美國的就不得而知了。BND證實在那個時候他們還在和美國共享元數據，但是他們不會透漏到底分享了多少數據給美國——而且堅稱德國市民的公民的公民權利并沒有被侵犯。

這些元數據的轉移在德國法律——“如果為了達到德國國家安全和外交目的需要這樣做并且得到總理府批準”——下是允許的。這種措辭使得一些德國人懷疑默克爾在得知自己的手機被美國監控的時候表現出的震驚是不是裝出來的。

“安吉拉·默克爾肯定知道德國領導者的意向是美國情報機構的目標之一，而且這些機構——受美國白宮指使的機構——會竭盡所能去弄到這些信息。”德國維爾海姆和平學研究中心主管艾里希·施密特-恩伯姆說。他還說，為什么其他德國內閣大臣們和政治領袖都用加過密的特制手機呢？

這種權力政治貌似不太受德國人歡迎。民調顯示德國對美國的信任感由于美國國安局事件的曝光而降低。民意調查人尼德在10月做的調查顯示，73%的德國人不相信美國總統奧巴馬對默克爾手機被監聽這件事不知情。但是德國人同時也認為他們自己的政府在這件事的處理上也很失敗，德國民調組織福爾薩8月份的調查發現73%的德國人認為他們的政府在防止德國被美國監控這件事上做得還很不夠。

這次泄密導致一些德國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叫囂著要柏林和華盛頓達成不監控協議。這個想法可能會導致類似于二戰結束后美國跟其它四個英語國家（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達成的“五只眼”協議的形成。但是即使德國無法與美國達成與英國同等的協議，安全專家們還是認為美德合作會繼續下去。

“德國把自己的國家安全依靠于美國的幫助上。”西弗森說，“但是德國會堅持這種幫助只能用于防止恐怖主義而不是總理的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