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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剛才我們說到，從1997年開始，兩種死刑的執行方式是并行的，12年時間過去了，當我們今天看到北京市的這條新聞的時候，仍然覺得它有新聞價值，你覺得什么原因？

白巖松：

因為12年的期間，其實全國各地也都在進行探索，有的地方已經開始實行了，其實早就開始實行了必須全部采用注射死刑的方式，甚至比北京要早六七年的時間，比如說上海在2002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以后不會再有槍聲去執行死刑的過程，而是完全注射死刑，但是它并不平均。因此這一次當北京市決定年底要實行這種注射死刑的時候，對所有的死刑犯，它可能又是一個標志性的意義，接下來你會去期待，說北京的這種示范效應會不會變得很大，會不會讓全國各地的都能盡快的在技術已經成熟，和人員迅速培養，已經給了12年這樣過渡期的情況下，都實施注射死刑，因為即使面對死刑犯的死刑，他們也應該有一種公平在里頭，不是說這一年，全國一共有多少執行死刑的，但是有一部分是相對來說痛苦比較少的注射死刑，而另一部分是痛苦相對多一點的槍決，其實這也是一種不公平，希望北京的這件事能縮短這個過程。

主持人：

我們退一萬步講，即便硬件條件都已經具備了，人們的這種接受能力，軟件是不是具備，因為今天剛才短片里面也提到，做了這么一個民意調查，就是當問到你是不是贊成注射死刑的時候，有七成的人贊成，但是問他，你看我們不妨看一下，你認為應該怎樣執行注射死刑的時候，超過56%，一半以上的人認為，罪大惡極的、民憤極大的，還是應該執行槍決，你覺得這代表了人民群眾一種什么樣的想法？

白巖松：

其實第一個調查里頭，說有接近70%的選擇了應該是注射死刑，我覺得這是一種理性的選擇，當他呈現出一種理性姿態的時候，相對來說比例比較高。

但是第二個選題的時候，更多誘發的是人們感性的心態，因為這里本身有一句話叫罪大惡極，民憤極大，于是調動的是他內心感性的這種因素，所以比例一下從70%下降到50%幾。我覺得長期以來是，我們是有這樣一種可能是感性的感受，既然他那么糟糕，民憤極大，那就應該罪加一等，恨不得槍斃兩次、三次，就把他執行死刑時候的痛苦程度跟他的犯罪程度劃上一個等號，其實這兩者從今天的這個角度來看不應該劃等號，為什么呢？因為對一個人極致的懲罰就是剝奪他的生命，而沒有說在極致懲罰之后，再賦予一些懲罰的色彩，比如說讓他痛苦，讓他恐懼，讓他一槍死不了等等，這樣的話好像覺得更解恨，在個這背后好像有一種以暴制暴、以怨報怨這樣一種長期的心理。其實當我們換一個角度講，剝奪生命就是最極致的懲罰的時候，一切就應該能想得明白。

主持人：

剛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熊振林，當熊振林他一下子殺害了8個人的時候，當我們站在受害人家屬的角度去想，你當時殺人，你想出的是不擇手段，但今天讓你用這種，假如我們給他選擇的是注射死刑的話，他可以平靜的、有尊嚴地離去，從受害者家屬的角度又怎么看待注射死刑呢？

白巖松：

其實這就是社會必須在感性和理性之間找到一種結合點。當然我也聽到有人在這樣說，如果要說換一種說法，大家可能是不是會去想，如果有些文明程度發達不夠的地方，也許這樣的死刑犯，好了，就交給他們的家屬，就交給受害人的家屬，或者說是部落，或者說是村落去處理，那么結果可能就是我們在新聞當中看到的，有時候在國外會出現的，可能是用石頭把他打死，或者說其他的方式。但是你知道，社會必須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間找到一種結合點，并且逐步地靠向理性，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

我們當然理解所有受害人家屬那樣的一種心情，其實槍斃一次可能都不解恨。但是再仔細一想，首先自己的親屬的生命已經失去了，而對他最大的懲罰就是讓他失去生命，那么這一點法律已經給了你公正。

主持人：

我們再看一種質疑的方式，就覺得死刑是對犯罪人的最大的一種懲罰，它是一種最嚴酷的震懾，那么如果采用注射死刑這種方式，讓死刑犯能夠平靜的，據說是沒有痛苦地離去的話，那還會起到對社會上的不法行為、不良行為的這種震懾作用嗎？

白巖松：

其實這一點已經悄悄地在改變，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因為在社會生活當中，它引起的負面的因素一點也都不小。其實當隨著人們對人，對人性，對生命的進一步的了解之后，你會知道，沒有什么比失去生命是更痛苦的事情。

好了，過去我們也曾經出現過，當執行槍決的這種方式的時候，恨不得要游街，要示眾，要綁在后面。但是你在很多人的回憶和文字作品當中都能看到，我們即使作為一個非常健康的、正常的，然后只是偶爾成為這樣行為的旁觀者的時候，那樣痛苦的記憶，甚至一輩子抹不去，因為它對你產生的不僅僅是一種震懾，還有很大的一種恐懼，其實這是給社會附加的一種刑罰，即使是給沒有任何犯罪的人，都會變成一種懲罰。所以這種震懾和懲罰怎么去解決它，當社會逐漸在前進的時候，當要以人為本的時候，這種行為當然是要逐漸地靠近，就是說既然全社會對人的理解已經有了進一步的這種增高，知道剝奪生命就是最高的一種處罰之后，這已經足夠讓大家要以法律為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