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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志龍 攝

日前，隨著《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討論通過，文化事業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與之同時，幾乎沒有哪個時代的文化，能像今天這般豐富而蕪雜，大眾的，精英的，快餐的，高雅的，先進的，落后的，滲透交叉。如何看待當前的文化萬象？如何處理文化與現實的關系？如何更好地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與社會的和諧？

8月13日，作家、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梁曉聲做客人民日報社，以“透視當代文化生態”為題進行演講，并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快餐”與“權謀”文化盛行

文化社會保健功能缺失

記者：現在許多人有一個感覺，提起文化，與其說是“萬象”，不如說是“亂象”，快餐的、無厘頭的、憤怒的、“小資”的，不一而足，特別是網絡興起之后。

梁曉聲：這的確耐人尋味。一方面，我們國家文化事業逐步走向繁榮，一方面，我們局部的文化生態眾生喧嘩，泥沙俱下。在我看來，這幾乎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它在反映社會寬容度的同時，也從側面反映出了社會的一些病灶。

如果說，媒體是社會的B超，可及時診斷問題，政府的舉措是手術刀，是中西醫結合的綜合治理。文化呢？則是民間行之有效的術后保健。這三方面應該是各司其職。但是隨著整個社會進入轉型期，矛盾錯綜復雜，一旦診斷和處理得不及時，文化就很容易按捺不住，跳出來，想給社會一劑猛藥。但一味地像下猛藥一樣揭露和批判，它的社會效果不一定是正面的，有時候可能負效果更大。負效果一大，顯然不被允許，更別說發揮社會保健作用了。所以，文化就很容易選擇和商業結成同盟。最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僅剩下了娛樂，變著花樣來娛樂，惡搞、炒作。

記者：這可否理解為，文化的現實擔當功能在弱化？

梁曉聲：可以這么說。以影視題材為例，這些年來，我們的現實題材還是很少，好的更少。一種受眾最廣的藝術樣式，可能在有意地避開現實，這難道不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問題嗎？多虧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唐宋元明清都拍過了，連東周、戰國都要啟動了，現在流行的是拍民國時期了。

而且，這些歷史中人們的興奮點也差不多是在權謀。君臣斗，臣臣斗，忠奸斗，忠與忠、奸與奸也都要斗一斗。連一部電視劇《潛伏》都讓人聯想到公司里、辦公室里的勾心斗角。

不客氣地說，一些影視基本模式就是“那公司，那老板，那女人，再加上N個男人，還有那一大把錢”，為了錢，為了女人，為了位置，為了遺產，哪怕遺產只不過是幾件小褲衩，大家都在斗。我承認現實生活可能是這樣的，但不是說文藝要高于生活一點嗎？怎么高呢？不就是在人格魅力上，要高于一點嗎？我們塑造出來的人，總是要有一點人格魅力。

我一直不明白一個問題，我們為什么天天面對一些東西，它完全沒有人格魅力，而我們還能看下去？這些都是使老百姓要變傻的一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