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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60年，最實在的成果惠于人

就在一周前，國務院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做出部署，要求今年在全國10%的縣市先行試點，到2020年前基本實現全覆蓋。這意味著，至遲到2020年，中國將首次擁有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不再是古代先賢的空想。

溫家寶總理對此明確要求，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相結合的基礎養老金必須到位，地方政府對農民個人繳費的補助必須到位。在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寧可少上點項目、壓縮其他方面的開支，也要擠出錢來把這件大事辦好。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政治學教授劉昀獻說，在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經典理論中，強調的是“每個人而不是少數人的發展”。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指引下，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正日益從“對物的追求轉向對人的關懷”，這一轉變的效果在廣大農村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

對于少數與多數概念，許多地方領導干部都有自己的理解。在人均GDP已超過6000美元的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常常在算自己的“細賬”。“浙江省許多人均指標都居全國領先水平，通常被人們稱作富裕省份，可這個‘富’是相對的，是初級階段的，絕不能因為一些平均數而忽略全省存在的貧困面。”呂祖善說，“浙江省還有100多個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兩年來，浙江省大力實施“欠發達鄉鎮奔小康”、“山海協作”工程，幫助困難群眾挖“窮根”、挪“窮窩”，改善增收的外部條件。浙江省委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會，就是著眼于讓所有地區、所有階層、所有群眾共同得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事實上，講求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可持續性，講求全面改善民生的普惠性，不斷形成低收入群眾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正成為各級黨委政府的共識。

浙江省奉化市滕頭村，讓所有到訪者羨慕。這個村年人均收入已達2萬元。“許多人想不到，過去鄉親們曾窮得連肚子都吃不飽。有民謠這樣描述過我們村，‘田不平，路不平，畝產只有二百零，有囡不嫁滕頭村’。”滕頭村黨委書記傅企平說。

這位年齡長共和國一歲的農村干部，親歷了滕頭村60年發展歷史。從科技興農、發展三產到舊村改造、優化生態，傅企平把自己人生的黃金時間同這些故事捆在一起。他把村服裝廠辦起來后，交給有經營天賦的年輕人，又干起花木場場長；村里辦家庭農場沒人敢承包，他第一個挑頭承包土地……

農村人口至今仍然占據我國人口結構的主體，也因此成為各項惠民政策的主要“靶點”。近十年來，全面取消農業稅、實行農業直接補貼、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一項項普惠式的政策不斷出臺，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同時，促進著社會公平正義。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更加關注人的公平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對改革開放提出的基本需求。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改革既要消除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更要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著力推進新階段的城鄉統籌發展，解決現實城鄉居民發展的不公平問題。

在著力實現城鄉居民發展的公平之外，實現人人平等，是新中國在實踐“人的全面發展”道路上的又一重點。

1988年8月25日，浙江省溫州市的農民包鄭照一紙訴狀，將蒼南縣政府告上法庭，成為打破“民不與官斗”傳統的“民告官第一人”。

最初收到包鄭照訴訟請求的蒼南縣法院和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開始并沒有受理此案。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要求下，這起案件才得以在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

盡管那場官司以“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告終，但是當時以蒼南縣縣長身份站到被告席上的黃德余認為：“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是那場官司最大的意義。”一年之后的1989年，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行政訴訟法，“民告官”從此變得有法可依。

新中國60年間的后半段時期，從政治平反到人的全面發展，中國走出一條堅定穩健的人的解放之路。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認為，改革開放不僅將人從計劃經濟模式下主體性被禁錮的狀態下解放出來，還將人從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主體性被金錢侵蝕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同時力圖把人從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通過對人自身需求的高度關注，把人推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