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路途中徘徊
與張藝謀同執第五代大旗的還有陳凱歌。4歲那年,他被自己的父親著名導演陳懷皚領進了電影《祝福》的攝影棚,從此開始和電影結緣。從《黃土地》開始,他的創作也碩果累累:《大閱兵》(1986)、《孩子王》(1987)、《邊走邊唱》(1993)、《霸王別姬》(1993)《荊軻刺秦王》(1998)。
在80年代的一次研討會上,陳懷皚的《雙雄會》和陳凱歌的《黃土地》一同放映,展示了兩代人不同的藝術追求,這個故事一直被傳為佳話。陳凱歌的追求與同代人有鮮明的區別,極端的電影構圖、深刻的哲理探討、近乎呆滯的節奏都分明敘說著一個“電影哲人”的嚴肅和執著,這在第五代中是無人可以比肩的。惟其如此,在一部關于第五代的專題片中,把敘述陳凱歌的一節命名為“不勝孤獨”。孤獨,源于深重的憂患,源于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洞見,是時代鑄造了一個深刻的靈魂。
從《霸王別姬》開始,陳凱歌的影片與以往有很大的差別。在這部電影中有兩個舞臺,一是京劇舞臺,在上邊,段小樓和程蝶衣從民初經歷北閥到抗戰再到解放軍進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都在表演中國京劇的名篇《霸王別姬》,在不同的時代講述相同的生離死別的古老故事;另一個舞臺則是廣闊的社會生活,變動的政權和生生死死的人群構成歷史轟轟烈烈的場景。在前一個舞臺上,糾合著戲劇中的兩性(霸王和虞姬)和現實中的兩性(小樓與菊仙、小樓與蝶衣)的矛盾,并且至情至性的蝶衣把舞臺上的戲劇搬演到生活中來了;在后一個舞臺上則是歷史的變遷,它構成了我們所聽到、看到的歷史。兩個舞臺對照,個人命運在歷史潮流中的作用便產生了別樣的意義:對于歷史,又能說些什么?
實際上,《霸王別姬》也在試圖嘗試一條商業化的道路,這是第五代在《紅高粱》之后所面臨的歷史考驗。對藝術完美的絕對追求和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沒有避免《黃土地》、《晚鐘》、《孩子王》“曲高和寡”的尷尬。第五代出現時,是在投資和發行都由國家計劃控制的環境中的創作,正是這樣使他們在80年代末商品大潮來臨時,暫時出現低迷的狀態。突圍開始了,張藝謀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田壯壯的《大太監李蓮英》、周曉文的《最后的瘋狂》、《瘋狂的代價》、吳子牛的《大磨坊》、黃建新的《五魁》等都是這場歷史表演的產物。
在《霸王別姬》中,京劇是國人熟悉的傳統藝術,那高度簡約化和抽象化的動作、那宛轉多樣的唱腔,使人們愿意接受發生在“英雄美人”故事中的“戲子”故事,此其一;在第五代的作品中正面表現“文革”,利用人們對政治禁忌的好奇,此其二;畸形的同性關系和“戲子、婊子”的愛情,構成了故事的奇觀,此其三。凡此種種,實際上是商業影片所需要的因素和程式,第五代在轉變著。陳凱歌也在轉變,在《霸王別姬》之后,他導演了《荊軻刺秦王》,重回歷史,演繹愛情故事,他仍然在自己的路上。
中國式的黑色幽默
雖然黃建新也是第五代導演,但是他的作品在整體風格上與第五代模式又迥然不同,這似乎也可以說明一個事實:第五代是以反叛舊的電影語言和模式而集結在一起的,被命名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在同一時期拍片,對電影界和社會形成了強烈的沖擊。對他們自己而言,個人的機遇、稟賦、對社會的認識以及表達的能力卻制約著他們,使藝術追求大異其趣。
黃建新創作的作品有《黑炮事件》(1985)、《錯位》(1986)、《輪回》(1988)、《站直了,別趴下》(1992)、《五魁》(1993)、《背靠背,臉對臉》(1994)、《紅燈停,綠燈行》(1996)、《埋伏》(1997)等。除了《五魁》之外,黃建新所有的創作都是以城市的生活為反映對象,這與第五代向“鄉土”和“宅院”索求文化的根底迥然不同。
《黑炮事件》出現在《黃土地》和《紅高粱》之間,以一個看似荒誕的故事表達政治體制對人的迫害;《錯位》則把這種人的異化直接呈現為“機器人”與人的對立和對人的權利的剝奪;《輪回》拍攝于商品大潮來臨的時候,把社會進步所付出的代價和現代人的精神漂移聯系起來。這些前期作品看起來是與當時的社會現狀相適應的,但是,更多的則是懸浮在空中的精神獨白。
后期的黃建新,《站直了,別趴下》奠定了后來幾年創作的基調:把鏡頭對準“小人物”,展示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的尷尬狀態,態度是那么冷峻,可從影片中滲透出的生活氣息是濃厚的,對城市和普通市民心態的把握是準確的。個體戶張勇武和劉干部的小女兒關系很好,請她吃飯、和她聊天,但是被劉干部視為不正經。張于是在雜院里,坐在椅子上罵街,罵累了,就拿起水杯喝口水,讓人報之以輕微的嘲諷和善意的理解。這種貼近生活的寫實性場景,在《背靠背,臉對臉》中得到了更好的表現。為了爭得一個郊區縣文化館“正科級”的館長職務,劇中人物王雙立機關算盡但最后還是人算不如“天”算,落到了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場:在市委組織的民意測驗中,他投了自己一票,遭到上級領導的批評;把土里土氣的老馬擠走,自己注目已久的館長位置卻被秘書占有;把秘書的名聲在群眾中搞壞以后,出差回來,人家又官復原職……政治是一個旋渦,而王雙立的水性卻遲遲得不到證明,是水性確實不好,還是旋渦太危險,王雙立始終沒有搞懂。《背》寫盡了小人物奔波的悲哀,不禁讓人產生出對生活的重新認識。在這座破廟里發生的斗爭,僅僅是為了一個“館長”的位置,而人物不得不傾盡全力,普通人所面對的生存困境就這樣被不動聲色地展示出來。直到《紅燈停,綠燈行》,這種生活“原生態”的展示一直在持續著,表明著黃建新生活探索的力度。
現實世界是一個舞臺,而每個個人只是這個舞臺上不知道腳本的配角演員,不管如何表演,成敗都并不取決于自己,也像木偶,我們雖然在盡心盡力地表演但線頭卻不知道牽在誰的手上——這就是黃建新不動聲色地、有時甚至還故意惡作劇的微笑地講述的當前中國人的故事。這分明是中國式的黑色幽默,讓人欲哭無淚、欲笑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