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60年創造的經濟奇跡舉世公認，到2008年我國GDP已達到30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三。前瞻今后6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能不能夠持續，怎樣才能持續?這，不但關系到中國自身的興衰，而且已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未來走向。就這個全世界熱議的話題，有“先思一步的經濟學家”之稱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于今年8月23日接受了半月談記者的訪談。魏杰認為，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已走到歷史轉折關口，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潛伏著一些風險與危機，“中國式發展”模式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集中凸顯。即使沒有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經濟本身也會出問題，只不過是時間和程度不同而已。魏杰在訪談中提出，將來要保持中國經濟發展景氣的長盛不衰，必須理性直面和推動發展模式四大轉型，即應對高成本、啟動消費、民富優先、去泡沫化。這四大轉型堪稱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生死興衰之命門。
發展轉型一：從低成本時代轉向高成本時代
記者：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高成本時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開發出過預警。那么，高成本時代將在多長時期內、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速和發展大勢？
魏杰：過剩經濟與高成本，可以說是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相繼遭遇的兩次大挑戰。在新中國長期的嚴重短缺經濟中，旺盛的市場需求拉動中國企業發展，但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經濟已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走向過剩經濟，一大批企業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戰。第二次挑戰——高成本時代的挑戰，將比原來經濟從短缺走向過剩的挑戰還要厲害，影響還要深遠。原來預計，這一時期在２０１５年到來，而根據各方面的統計觀察，高成本時代的到來足足提前了１０年。
記者：為什么會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現和信號？
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升，資源瓶頸明顯暴露出來。與此同時，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也在上漲，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競爭力實際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體現比較優勢，也即成本優勢。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來，這種低成本比較優勢在不斷喪失，低成本時代宣告結束。而對此，中國企業普遍心理準備不足，應對無方，最終陷入困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缺乏后勁。
記者：低成本時代一味拼資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長方式確實已走到盡頭，應當終結。我記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我國就把轉變增長方式與轉變經濟體制并列為兩個轉變，當時許多官員和學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齊觀。為什么中央早就看準的解決之道，卻在執行中一直受到抵觸呢? 關鍵還在于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GDP的增長依然是政績主要標志，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依然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相連。這些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體制障礙。
魏杰：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必須形成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為此，不僅要加強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場機制的作用，使資源價格更能夠反映市場稀缺程度，從而對資源高消耗的經濟主體構成利益約束。
記者：高成本時代的中國企業怎樣謀求新優勢呢？
魏杰：企業應對高成本時代，無外乎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從成本優勢轉向技術優勢。企業要從核心技術創新、非核心技術創新、資源性技術創新中，選擇切合自身的技術創新路徑，構建實驗室經濟，組建技術團隊，籌措雄厚資金，深化體制改革。
另一條路線是通過企業自身的各種努力和改革創新，從傳統成本優勢轉向新成本優勢的獲得。如擯棄粗放型增長方式，推動自身的循環經濟，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挺進低消耗、低污染但附加值很高的產業，推動自身產業升級；調整產業鏈和價值鏈，重建新的增值、贏利模式。雖然我們提倡通過技術創新獲得核心競爭力，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行業和企業都能進行技術創新，如某些傳統工藝品制造業、各類服務業、玩具制造業等，這些企業主要應靠產品設計、品牌創造、銷售創新、服務增值等非生產環節增值模式的調整來獲得收益。
記者：應對高成本時代，除了企業經營戰略創新，政府要調整哪些政策？
魏杰：企業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社會成本，當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時，政府就應該降低企業的社會成本，如降低企業所支付的各種審批費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決亂收費。此外，為企業提供更為便宜的公共產品，選擇時機適當減少稅負。不過，企業也不能將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會成本如企業為職工繳納的各種社會保障基金是壓不下來的），企業自身的信心和行動更重要。
發展轉型二：從出口導向型和投資拉動型轉向消費內驅型
記者：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風光無限，近兩年為什么愈來愈遭詬病？
魏杰：1998年以后，我國經濟逐漸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對ＧＤＰ的貢獻已接近40％。國際經驗表明，出口導向型經濟遲早要出問題的，本身潛伏著“脹死”和“憋死”兩種危機與風險：在國際市場對我國產品需求旺盛時，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條件下，會將你“脹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條件下，則會將你“憋死”。我國經濟2008年第四季度出現的企業萎縮倒閉，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就是這種情況。1987年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也出了問題，1997年東南亞同樣經濟泡沫破滅，最終使日本及東南亞各國進入較長的經濟衰退期。
記者：人們現已認識到這一弊端和禍害。中央近年的宏觀調控明確強調，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這一輪保增長，不是保原有傳統模式下的增長，實質上也是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魏杰：不過，我們目前在啟動內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對投資的啟動，對消費的啟動力度顯然較弱。誠然，投資與消費相比，見效快。保增長，人們往往首先關注投資，然后在抑制增長快速下滑的基礎上，有效啟動消費，最終全方位啟動內需。這種選擇并不錯。但我很擔心，在啟動內需中，謹防過于注重啟動投資而使中國經濟由出口導向型轉向投資拉動型。二者都不可取。
記者：為什么投資拉動型同樣難以維系未來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呢？
魏杰：內需的啟動最終要依賴于消費，也只有將有效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經濟增長才算是回歸其本意。
記者：當前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可能給今后埋下哪些隱患？
魏杰：投資包括民生投資，其投資主體是政府；生產性投資，其投資主體是企業；資產投資，其投資主體是公眾。要注意民生投資可能會引發的問題：第一，如果投資控制不慎，將會出現一大批既沒有社會效益，也沒有經濟效益的所謂“政績工程”；第二，因為民生投資的主體是政府，往往容易產生權錢交易，搞得不好，腐敗就會大量產生；第三，在民生投資中，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極大，如果搞得不好，就會出現政府作用排擠市場功能，國有經濟排擠民營經濟的“雙擠出效應”，最終會使舊體制復歸而新體制受損；第四，民生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對保增長是有意義的，但對就業的吸納力不強，中小企業受惠也不會太多；第五，民生投資基本集權于中央，因而地方經濟的差異性和各地區在這次危機中所遇到困難的差異性往往會被忽視。
記者：擴大消費內需，喊了多年，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說明消費啟動“牽一發而動全身”，難度要比投資啟動大得多。
魏杰：啟動消費，包括啟動收入性消費、信貸性消費、預期性消費等三種形式，涉及面廣。它有賴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以及財產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層次經濟利益關系的調整，甚至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難度再大，也必須克服困難啟動消費，真正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向消費內驅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