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理應擔當社會公共良心的使命
記者：莎士比亞在十四行詩集里面就這樣詠嘆過，真善美便是其全部作品和人生的主題。這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乃至全人類迄今共同憧憬的人文理想。我個人覺得，近些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文精神整體有些隳沉，在全民價值觀體系建構中貢獻不多，不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或文人普遍具有人文關懷。在當前劇烈的社會裂變和市場洪流中，不少知識分子自身也處于困惑迷茫和價值斷裂狀態，并在邊緣化中自我矮化為一般民眾，也汲汲于一己之私利訴求，而未能有所自我約束和超越。精神“自救”尚且不能，遑論“救人”，將大眾從價值迷霧、困局中拯救出來？
陳立旭：人文知識分子既然以弘揚人類真善美為神圣使命，就應自覺擔當社會良心代言人角色，看待社會、批判現實應更多地從公共立場出發。尤其對自身的利益訴求，保持應有的自省精神、距離意識和超越能力，才能激發起正義感、責任感以及主動干預現實、敢于講真話的勇氣。如果任由一己私欲膨脹，就會遮蔽自己的眼睛和良心，難以準確把握批判對象，更無法在市場功利價值急速擴張的情勢下，建構起可以安頓世道人心的精神家園。
記者：知識界有一部分人不僅終極價值目標喪失，連基本底線也頻頻失守。某些經濟學家已經變異為特定利益集團如房地產商、壟斷行業、權貴群體的吹鼓手，淪為聯手哄抬高房價、貶大眾為房奴的“幫兇”。一些證券分析師也卷入幾方合謀的利益漩渦，充當通過設套做局攪動股市渾水的幕后推手。而在文化藝術領域，一部分影視導演“有奶便是娘”，蛻變為制片商呼來喚去的哈巴狗，而導演又把不少演藝新星變成自己 “潛規則”的對象。如此這般，又怎么能身體力行榮辱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呢？
陳立旭：可見，喚醒文化人的公共良知，修復起獨立精神，從而引領草根大眾重建價值世界，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草根大眾自發點燃的道德火種應予呵護
記者：草根大眾自發的價值建設尤其是道德行動也很重要，甚至比文化精英們更重要、更有廣泛性。他們理應成為道德中國建設的主體。最近幾年，一大批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迸發出巨大道德熱量，以星星之火點燃了道德的燈塔。王順友、叢飛、洪戰輝、謝延信、徐本禹……這些小人物平凡而崇高的道德光焰喚醒了許多社會成員的良知，讓高層文化人士和官員都心生敬畏。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無疑是傳統文明禮儀之邦道德復興的全民總動員。相對其他道德建設推動方而言，民間、草根身份開展的道德重建，將從根本上推動道德體系的內生性、原生態復興。魯迅先生90年前發表的《一件小事》，表達出文人的自省和對草根道德的贊美，迄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陳立旭：不僅文人要反省，一些黨政部門也應反思。我們長期以來道德宣教中空洞說教色彩嚴重，一味樹立高大全式道德標桿，結果收效甚微，民眾甚至很逆反。而像王順友、洪戰輝這些由民間挖掘出來的小人物，能持久地打動人心，恰恰是因為他們體現了生命的真實性，源于人性的內在美。
記者：現實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道德境界處于道德允許的平凡境界。蘊藏在百姓內心的道德力量，通過民間自發宣傳和必要的政府引導、呵護，就會放大為強烈的主流社會心理，形成愛憎褒貶分明、人心崇仁向善的醇厚民風。
陳立旭：民間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義和可學性，因此我們的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應把關注的視角投向普通人，使模范人物可親、可敬、可信、可學。
記者：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大眾媒體告別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平民視角“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央視和各地衛視參與式評選出的“感動中國”人物，帶給國人心弦久違的顫動。這種媒體道德行動在多少趨于冷漠、功利的社會底色抹上了一層暖色和亮色，社會反響無疑是良好而經久的。
陳立旭：道德規范是一個發展的范疇。比如，志愿者與各種民間公益組織的涌現，就是時代一大發展。志愿服務倡導的“奉獻、友愛、互助、進步”，升華了中華民族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確立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奉獻我快樂”的現代倫理原則。
記者： 2008年奧運會志愿者報名人數達幾百萬，汶川大地震廢墟現場也有志愿者與災區困難群眾“扎營萬帳同涼熱”的動人身影。可以預見，志愿服務和公益組織NGO將成為未來引領道德復興和創新的時代先鋒。面向未來，我們應當預見，無論是道德中國復興，還是價值世界重構，都根在民間，根在人性，根在傳統，根在發展！
編輯：寧波 來源：半月談（記者 周清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