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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在生產環節得到了保障，但能否足量地進京擺上市民餐桌呢？

王淑華是玉泉路糧油市場的商戶，做了十幾年的糧食批發生意，前段時間去河南收購農民手中的玉米，根本就收不上來，沒有人賣。“過去大批貨往市場進，現在是一點一點進，收不上來貨。”王淑華有點發愁，“現在糧食特別不好收，很多農民就放在手里，不著急往外賣。”

有專家告訴記者，農民現在并不著急賣農產品。過去農民種地，莊稼一旦收獲希望馬上賣出去，拿到錢趕緊買種子肥料為下茬播種做準備。現在農村有小額貸款，農民不愁資金問題，辛苦種了一年，農民也等著漲價，“他們對漲價都有心理預期，所以不著急賣”。王淑華說，過去糧商和市場大戶都知道多進貨，然后等著高價再往外賣。現在的情況是，“農民也不著急賣了，大家都知道囤貨了”。

之縱深 CPI連創新高，物價普遍上漲。政府部門表示必要時進行臨時價格干預，一石激起千層浪。

對這一政策，民間如何看待？地方試水效果如何？現實操作層面的兩難又體現在哪里？近日，本報采訪相關各方，并將其觀點逐一呈現。　本報記者張然

有沒有限價需求？

低收入群體的期待

買菜小車嘎吱嘎吱的聲音，在中午喧鬧的菜市場里走近了才聽得見，小車的主人是馮大爺，里面放的全是白菜。

昨天，坐了5站地公交車，80多歲的馮大爺趕到左家莊附近一農貿市場買菜。老人退休在家，兒子、兒媳下崗后在打零工，孫子正上大學，一家人的日子“過得有些緊巴”。

馮大爺說，超市菜價要比早市貴五毛到一塊錢。所以，他跟老街坊結伴到早市買菜。

臨近中午，馮大爺把一溜攤點的西紅柿都轉了一遍后，小聲告訴記者，再過一會兒早市結束了，剩下軟了的、小的西紅柿可以“撮堆兒”賣，一塊錢能買一小堆兒。

兩周前，菜價普遍漲到了最高峰。這直接反映到了馮大爺家的飯桌上。馮大爺說，西紅柿、黃瓜、菜花還有一些綠葉菜等，都屬于吃不起的“細菜”，而一棵大白菜，夠一家人吃兩天。

農貿市場上，2.5元/斤的土豆堆滿了攤位。熱情的菜商告訴馮大爺，新發地批發價也要2.3元/斤，現在已是賠本賺吆喝。可記者前晚在新發地市場了解到，土豆的批發價只有1.3元左右。

僅僅一毛錢的物價漲落都會影響中低收入家庭，他們對政府限價有著樸素的期待——馮大爺說，“政府應好好管管這些商戶”。

有沒有成功樣本？

福州試水喜憂參半

這樣的期待，在福州已化為現實。

早在國十六條出臺的前10天，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福州率先打響“蔬菜價格保衛戰”。

福州市規定，對市民購買量相對較多的大白菜等蔬菜實施為期兩個月的“銷售指導價”，每種蔬菜分別規定最高上限，比市場價便宜將近一半。

限價規定一出，令起價落，引來了市民的一片贊譽聲。但問題隨之而來，批發市場收購價與批發價之間的差價補貼誰來承擔？諸多中間環節中的補貼對象如何選擇？一路下跌的菜價對菜農的影響如何消除……

有評論隨即稱，行政干預會降低市場效率，如同一針抗生素，扎下去立馬見效，但長期服用將會導致整個經濟“骨質疏松”。

更有一些學者、專家認為，啟動價格臨時干預措施，是向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回歸。

有哪些現實困難？

干預措施難落地

爭論的背后，實施者其實面臨著更大的窘境。

“這是個新挑戰。”北京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弘說，目前我國很多行業實現了市場化，民營企業普遍存在。政府能夠控制或者影響的，只是一些國有企業。對其他企業進行行政價格干預，缺乏手段和渠道——沒有抓手的調控，實踐中非常困難。

此外，臨時價格干預政策劍指不合理漲價，但什么是不合理漲價？

1.3元的土豆運輸幾公里，搖身一變成了2.5元——信息不對稱，老百姓可能會被商販忽悠，“可政府必須心里有一本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認為，目前存在的問題是，主要產品的真實成本不明晰。

采訪中，趙弘拋出一系列問題：要不要干預？干預的對象是誰？干預的具體方式是什么？何時進行干預？干預下的最終價格如何確定？

目前來看，除了要不要干預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結論外，其他都還沒有成熟的經驗。

國家發改委網站日前刊發國務院《關于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通知強調，實施價格臨時干預措施有法律依據。即使在必要時采取價格臨時干預措施，也不會改變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定價的自主權，不會影響企業的一般生產經營活動，更不是向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回歸。同時，這種干預措施也只是暫時性、輔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