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李鴻章”
對于危機，阿里巴巴顯然過于樂觀了，甚至于他們一度認為又一個天賜良機被自己遇上了。上一次的成長經驗，使得他們以為，每一次大環境的逆境就是跨越式發展的最佳時機。于是阿里巴巴做了大量今天看來更類似于行為藝術的商業炒作。結果是，盡管C2C業務量大量攀升，B2B交易量卻開始下滑，以至于阿里巴巴的會員門檻費用一降再降，大量劣質客戶開始出現，欺詐行為也就水道渠成。讓馬云震怒的是，阿里巴巴的管理層不是不知道這個事情，卻在試圖掩蓋。
在中國制造業環境惡化已成事實的今天，阿里巴巴這個模式鏈條終于面臨它不能左右的局面，現在的馬云，很像赤壁大戰時的曹操，把所有的戰船用鐵鏈鏈在了一起。
而今天的互聯網經濟，早已跨越國界成為世界主要經濟交易載體。其規則的明晰以及操作的規范，與傳統的商業規則無二。與此同時，這個領域的經濟發展基本都由體制外的民營企業來完成，體制內鮮有成功。而當民營企業在推動經濟發展的時候，沒有誰會去想政治的安全性。而企業的足夠壯大，讓這個瓶頸次第出現，并成為他們面臨的一個艱難抉擇。李彥宏也好，馬化騰也好，馬云也好，都開始觸及了這個莫名其妙的人生的痛苦時刻。
馬云有句名言，“當國家需要阿里巴巴的時候，我會毫不猶疑地捐出去”。這樣的表態為阿里巴巴的發展贏得了安全空間，也贏得了更多的體制利益援助。但當央行欲對支付寶發放支付牌照、限制外資支付時，馬云踐行了他對國家的諾言，卻激起了國際風波，對于愛惜羽毛的馬云來說，指向他道德領域的批判，帶給他的委屈可想而知。
專門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馬云朦朧地訴說了自己的苦衷，但至今為止，外界對此反應平平。盡管眼下雅虎與軟銀似乎對新的賠償方案有所心動，但“支付寶風波”對中國互聯網企業在國際上的聲譽而言，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
此時的馬云，與當年李鴻章在國難當頭時的處境有相似之處。滿清末年，當慈禧太后下令向12國宣戰時，李鴻章與張之洞拒不奉召，實施“東南互保”，為日后戰敗留下談判的砝碼。繼而在《辛丑條約》簽訂時，李鴻章沒有讓奕簽字，而是簽下了自己的大名，為他留下了千古罵名……也因此，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甚高。
可以這么說，李鴻章和馬云，都是標準的理想主義者，兩人的現實處境大致相似，但人生境界卻略有不同，一個本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努力做好大清最后的“裱糊匠”，一個雄心勃勃地要做一個102年的大企業。
來源：南都周刊 編輯：馮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