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保國精神的社會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

梁躍民：李保國教授是太行山道路的一個典范。這個典范的標準是非常高的，可能有些人認為，這么高標準的一個教授，我們怎么去學習呢？我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李保國給我們樹立了一個高標準，在高標準的對比之下，我們才知道自己的差距在哪里，知道了我們的差距，我們再知道努力前進的方向。可能我們暫時在某些方面達不到他的標準，但是我們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這是他的重要社會意義。當前有些知識分子、專家教授被社會各界唾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專家教授不管從事自己的專業，還是做別的工作，他們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沒有把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與服務社會結合起來。現在網上流行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人生境界非常狹小、渺小，他們只是關注于自己個人的利益實現。而李保國教授，正好是作為一面鏡子，通過這個鏡子讓我們認識更清楚自己的真正價值了。我覺得這是李保國教授的重要意義，檢查一下我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選擇上怎么選準道路。

記者：在李保國身上體現出當代知識分子的哪些可貴品質？

梁躍民：李保國教授的事跡非常感人，首先，李保國體現了一個當代知識分子認真鉆研業務、本職業務過硬的優秀品質。李保國教授因為自己過硬的專業技術才在服務于群眾過程中，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科研難題，只有難題解決了才能真正服務于群眾。

第二個，李保國教授不僅業務過硬，還有服務老百姓的情懷。恰恰李保國教授有一種情懷，與老百姓同呼吸、共命運，關心愛護老百姓，忘我服務于老百姓，這種情懷也是當代知識分子缺少的，這是李保國教授另一個可貴的品質。

還有一個，我覺得李保國教授有一個最打動人的、忘我的精神。一個知識分子，只是考慮自己的利益，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服務于群眾，但是他還沒有達到李保國教授這樣一個境界，因為他沒有達到一種忘我的狀態，李保國教授的第三個可貴品質是，能夠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這是當代知識分子需要努力的、促進自己追求的境界。

記者：應該如何看待李保國身上的這種品質呢？

田學斌：作為一個專業技術人員，包括自然科學工作者和哲學社會工作者，專業水平是第一位的，但是敢不敢在關鍵時刻拍板是要冒著巨大風險。沒有一定的責任擔當、沒有一定的技術自信，李保國是不敢拍這個板的。講到一些具體的技術應用過程中，比如做板栗，需要他拍板，但是，村民有分歧、有不同的意見，他要堅持。這種堅持既有自己技術專業的自信，同時也還承擔了很多風險。因為即使技術成熟，萬一環境條件發生改變，也可能導致這個技術決策失敗，所以這是一種在技術自信基礎之上的責任擔當。

第二個，他不只是考慮自己的技術決策是不是對和錯，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放在了能不能實現高效的產出、幫助農民脫貧致富上去。這不只是一個教授，而是換位到農民的立場上，體現了他提供自己的技術，盡快讓老百姓脫貧致富的緊迫感和自覺擔當的意識。所以我想，核心的問題就是，他是一個黨員知識分子，他把黨員的品質和知識分子的專業水準結合起來，這是李保國精神核心的一個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