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高管近半“栽”在財務管理領域

報告梳理了近五年的企業家犯罪總趨勢后發現：對民營企業家來說，他們在犯罪舞臺上的“曝光率”在逐年增加；對國企高管來說，其貪腐案件數“高居不下”。

報告顯示，2013年，在58例有明確罪名的國企高管犯罪中，共涉及28個罪名。其中，受賄罪26例，占比44.83%，位居第一；貪污罪13例，占比22.41%，位列第二；挪用公款罪11例，占比18.97%，位居第三。其余從高到低分別為詐騙罪、私分國有資產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和濫用職權罪。

“受賄、貪污、挪用公款三個罪名，基本屬于國企企業家犯罪的‘老三樣’，連續五年無論數量還是比例穩居前三位。”報告總結，以受賄罪為例，最高占到了當年國企企業家犯罪的八成，最低也超過四成，貪污罪的比例也在22.4%～45.7%之間浮動，居高不下，挪用公款罪在當年國企案件的一成左右搖擺。

與之呼應的是，貪污、職務侵占、挪用公款等均屬“財務管理”領域——而這一領域，占了去年國企高管犯罪領域的“半壁江山”。

報告顯示，87例中，有60例提及了國企高管犯罪的案發領域，其中財務管理（48.33%）位居第一。與之相對照的是，民營企業家犯罪領域的第一位是融資環節（33.33%），民企老板占比最高的兩個罪名，分別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10.77%）和集資詐騙罪（10.38%）。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報告顯示，去年國企高管犯罪人的案發年齡，約平均比民企老板高6歲，前者為53歲，后者為47.25歲。

“這與國企企業家犯罪查處方式、涉嫌罪名結構等密切相關。”報告稱，“通常而言，國企企業家最常觸犯的三大罪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都需要一定的權力基礎才能實施，往往需要一定年資；另一方面，國企高管犯罪被追查，往往是在實施犯罪多年后——甚至離任審計時才被發現的，查處時間的滯后性，也導致其比照同期被查處的民企高管們更年長。”

獲刑10年以上者不足四成

2013年版報告發現，去年，企業家犯罪“窩案串案”持續高發，但刑罰處置呈“輕緩化”趨勢：獲刑10年以上者不足四成，企業家死刑案例連續三年下降。

報告梳理了61例有明確涉案人數的國企高管“落馬”案，發現去年涉及“窩案”的犯罪人數有183人，“在已知共犯關系的17例案件中，上下級和同事共同犯罪的案件占比82.35%。”比如去年中石油“窩案”和中國移動“窩案”，被稱為中國國企反腐史上最大的兩起腐敗窩案。

對民企老板而言，在226件明確涉案人數的案件中，“窩案”有138例，作案總人數1079人，“同級同事之間共同犯罪的比例高達55.75%”。

法律對企業家犯罪的懲處情況如何？報告顯示，去年357起案件中，有明確判罰結果的200例。其中，企業家獲刑10年以上者不足四成。

“雖然企業家犯罪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刑罰的烈度也在隨著法律修改、社會寬容度的增大而不斷降低。”報告分析，以死刑為例，《刑法修正案（八）》大幅度的減少了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等經濟犯罪的死刑，“另一方面，隨著刑事訴訟法對證據標準的提升和明確，很多民刑交叉案件由于證據標準不能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或者當事人雙方進行了刑事和解，從而可以進行非罪化、輕刑化的處理，近三年涉案企業家被判5年以下輕刑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21.43%上升到2013年的40%。”

但報告提示，企業融資、財務管理、產品質量、安全生產、公司經營5個領域，仍然是企業家犯罪風險“高發帶”。

報告還預計，在未來5年中，企業家犯罪將有幾大趨勢：一，隨著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強，官商勾結中的利益一方——企業家犯罪數量將呈持續上升趨勢；二，隨著改革不斷深入，自發的民間融資將逐漸被制度化、法制化，因民間融資不暢引發的犯罪數將大大減少；三，取代融資類犯罪的將是制假售假、環境污染等“民生類”犯罪，以及新興經濟領域中的“擦邊球”犯罪；四，隨著經濟犯罪的立法更加寬緩，使企業家犯罪的查處力度逐漸降低，但通過“行賄黑名單”、“食品安全黑名單”制度對企業家從業資格的限制，會越來越高；五，公司治理結構和企業風險防控進一步完善，企業家的個體犯罪風險大大降低。（記者 王夢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