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拉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的緊密,美國對拉美地區高水平戰略重視程度卻不相稱地相對較低。因而美國始終沒能抓住這一擁有約6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GDP)超過5600億美元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所代表的巨大機遇,不管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外交上。

但也有例外情況。拉美地區較大的國家,比如墨西哥、巴西和哥倫比亞的確擁有充足的時間和充分的資源。美國偶爾會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或者在拉美地區較小的國家遭受自然災害襲擊之時尋求(但不一定總能得到)拉美國家的配合。但在過去的20年里,美國對拉美政策——無論是在商貿、移民、毒品槍支等問題上,還是在美國長期的“政治包袱”古巴問題上——都過于受到美國內政因素的制約,而美國拉美政策的制定一直在為據信是能在大選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佛羅里達州的“美籍巴西人選票”而服務。因此,一系列令人頭疼的冷戰遺留問題和影響因素仍舊消蝕著美國早已萎靡不振的美國拉美政策爭論中的“正能量”。

在奧巴馬的第一個總統任期里,他很少應對這些態勢。美國高官為維護奧巴馬政府的政績列舉出一長串的清單,這張清單里有許多美國與拉美各國之間的雙邊對話、伙伴關系和各項倡議。他們還舉出希拉里克林頓的例子——希拉里是任期內出訪次數最多的美國務卿(其中多次訪問拉美)。早前,有美國國會民主黨議員建議希拉里應該“(與拉美)面對面對話,以傾聽代替說教的姿態”,希拉里(的幾次拉美之行)對這一建議給出了答復。而她在出訪拉美地區以及關于該地區的演講中也針對社會包容、男女平等、教育和能源獨立問題等方面也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此外,在頻繁還魂的“門羅主義”和徘徊不去的“白人責任論”主導美國對拉美的姿態一個世紀后,奧巴馬也開始對拉美主動示好,以應對“非對稱遏制”在拉美留下的后遺癥以及所遭受的拉美反美思潮。他也在數次峰會上頻頻亮相,與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握手,并出訪了多個拉美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