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基層單位都應該嘗試治理創新，每一個城鄉社區都應該是社會治理的重心，每一個社會組織、每一個居民也應該以行動參與治理改革

怎樣拆除籬笆墻、降低高門檻、消除差異化，讓居民樂享其“城”？如何站在創新群眾工作的高度，改進信訪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在進一步簡政放權的同時，如何降低行政成本，花更少的錢，辦更多的事？作為深化改革最重要的目標，今年的兩會上，完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成為代表委員們最關注的話題。

“管”字退場，“治”字登臺，十八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的歷史性跨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所以一經提出就凝聚了最大共識，正是因為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又是貫徹落實各項改革舉措之關鍵。

透過“治”的深得民意，不難看出“管”在轉型過程中的足不適履、力不從心。幾十個部門，管不好一個井蓋；上百個紅頭文件，管不住一張嘴；建一個幼兒園，蓋要一年批要兩年；辦一個企業，要書記定計劃局長拉投資。一方面，“不該管的時候爭著管，該管的時候跑得快”幾乎成了批評政府錯位的熟語，另一方面，“整天忙得腳不沾地，卻好似高射炮打蚊子”則成了基層公務員們無奈的寫照。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下團時的這席話，道出了“治”的時代命題和創新妙義。不走出一畝三分地，在京津冀一體化中尋找思路，產業布局何談優化，霧霾天氣何談根除？不樹立法治思維，推行依法行政，怎能樹立治理威信、維護公平正義？遇事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得多少人才能治得了大雨淹城？限多少號才能緩得了都市之堵？政府全都大包大攬，關起門來做決策，要有多大的力量才能趕得上瞬息萬變的時代？實現由管到治的跨越，看上去只是一個字的改變，背后卻蘊藏著一篇篇從垂直到扁平、從單向到體系、從命令到法治、從治標到治本、從一元主體到多元合作的大文章。

今天中國所面對的，不僅是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更有整個社會伴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全面轉型。這樣的背景下，零敲碎打、各自為政解決不了治理難題，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聯動和集成中完善治理，在“立治有體，施治有序”的制度體系建設中克服本領恐慌。

從管到治，不能只靠中央政府決策有力，更要依靠各級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共同探索，并實現上下良好對接形成合力。“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是三中全會決定對治理和管理區別的解釋。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每一個基層單位都應該嘗試政府治理創新，每一個城鄉社區都應該是社會治理的重心，每一個社會組織、每一個居民也應該以行動參與治理改革。無論體制創新還是以人為本，離開具體情況和事中之人的參與，都不可能摸索到精準有效的治理方法。

從這個意義上說，從管到治的轉變過程，也是一場全社會共同投身改革大潮的偉大實踐。每個人都有責任，誰都不是改革的旁觀者。那種“改革與我無關，開放離我很遠”的錯誤意識，那種只提問題不解問題、坐等改革紅利從天而降的錯誤態度，仍是習慣于被“管”所留下的思想印跡。沒有眾人的熱情參與，善治永遠遙遙無期。駛向水更深形勢更復雜的改革水域，不僅需要船長勇毅篤行，更需要無數奮楫爭先的水手。正如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所強調的，深化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政府盡應盡責任的同時，激活社會的創造力。人人都做治理創新的主體，人人都來為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出力獻策，從管到治才能真正實現。（曹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