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往事

　　——憶我的父親習仲勛

　　199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50周年，習仲勛同志在天安門城樓上。

　　1958年9月6日，習仲勛同志在陜西蒲城縣堯山中學。

父親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

作為他最小的兒子，站在他的墓前，對著他的雕像，我想說些什么呢？我能說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過的這百年，是中國扭轉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這百年的中國歷史太豐富了，他的人生歷程也太豐富了，我看不盡，聽不夠，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尋找，尋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東西。

少兒時，父親就教育我們說：對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還不止一次寫給孩子們：“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懷不但貫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從小給我們子女樹立了一生待人的準則。縱觀父親一生，在黨內生活非正常期間，歷經冤屈、坎坷、磨難，卻從來無怨無悔、顧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該謙讓的，他謙讓了；該忍耐的，他忍耐了；該承擔的，他承擔了；該挺身而出時，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人所共知，在黨成長的漫長歲月中，無論是在“左”的或“右”的錯誤發(fā)生時，“沒整過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艱難的時刻幫了人。在那些蒙冤歲月里，父親對污蔑不實的所謂“問題”，能攬過來的就堅決攬過來，寧可一個人承擔責任，也絕不牽連他人。他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許多人聽了這話落淚。“沒整過人”應該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過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學課本里有一篇《孔融讓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父親從小對我——他這個小兒子的特別家訓。父親不止一次拿著課本，給我念這一課，拉住我的手，給我講這一課。謙讓，是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人生課程之一。在家，謙讓父母，謙讓兄弟姐妹；在外，謙讓長輩，謙讓同學同事；謙讓榮譽、謙讓利益、謙讓值得謙讓的一切。謙讓，既意味著自己對個人榮譽、利益、所得的放棄，也意味著自我人格的升華。我感謝父親，走入社會以后，我終于明白，父親讓我從小養(yǎng)就的謙讓習慣，在面臨復雜社會關系，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家庭與國家利益時，獲益良多。不僅使復雜關系、棘手難題的處理容易獲得公平、公正的結果，同時容易贏得群眾的普遍認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親是了不起的英雄。13歲上初中時，父親就因參加進步活動，進了國民黨陜西省監(jiān)獄。1962年，他因小說《劉志丹》遭遇康生誣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獄7年半。“文革”期間，家人包括我們這些孩子無法探望他。當時，社會上傳說很多：有說他提著花崗巖的腦袋去見馬克思了；有說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還有說他自殺了，或失蹤了，眾說紛紜，杳無音信。我們一家人心上陰云籠罩：父親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們一家人利用春節(jié)千辛萬苦聚首北京，打聽到羅瑞卿伯伯的孩子們通過給周總理寫信的方式與羅伯伯重逢相見，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說：我們也給周總理寫信。給總理的信發(fā)出時間不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來人了，其中兩位還是父親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候的老人。來人傳達總理的批示說：你們的父親還健在，不久會安排與家人見面。我們既興奮又激動，相約見到父親時，誰都不許哭，不讓父親擔心。

1962年，父親蒙冤時，我才6歲，離開父親時，我才9歲。在我心里，父親早已是一個遙遠的、可思而不可見的夢。夢里的父親一頭烏發(fā)、身材偉岸，既威嚴又慈祥，可當他一旦走近，我撲過去要抱住他時，他卻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還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見父親的前夜，竟一夜無眠，浮想聯(lián)翩：父親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親見我的第一句話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復猜測……

見到父親時，我震撼了。父親與我幼小心靈中的父親形象已截然不同：一頭烏發(fā)已然不見，瘦了，蒼老了，兩鬢斑白。他凝視著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誰都沒想到，父親與全家人相互打量著，見到我時，他問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他這樣問我，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他一面擦著眼淚一面說：“我高興！這是我高興的眼淚！”唐朝詩人賀知章有詩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7年生離，我識父而父不識我，真是徹底顛覆了詩人的語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親依然健在。與父親團聚，長相廝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奮的是：雖然歲月無情，但父親依然是一派壯心不已的氣概，我們放心了。

只是，我們心里都有一個疑團：這么多年，沒人探望，沒人說話，遠離親人，與世隔絕，“他是怎么熬過來的？”后來，聽他慢慢談起往事，我們才知道，對父親那些沉重歲月的表述，用“熬過來”這個說法是個天大的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