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哥哥投入緊張的農活，我也上了“火線”。陜北土地貧瘠,廣種薄收，村里最遠的地遠在10里路外。這時，我才發覺，與陜北農民相比、與哥哥相比，我差得太遠啦！他們力氣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麥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氣兒走下來，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麥子就散了。就這樣，在黃土高原的山路上來來回回，扛著一捆捆麥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濕得能擰出水來。

晚上，哥哥特意把窯洞里他的鋪讓給我睡，因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蟲。可是第二天，我還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癢得沒處抓撓。我問哥哥怎么樣，因為他睡的炕席下面沒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說：“我的皮肉已經被咬結實了，現在，任什么東西再咬，也咬不動啦！”

在梁家河鄉親們眼里，我是遠道來的稀客，又是陜北“老革命”的親子、本大隊支部書記的親弟，由此，我獲得了最高禮遇：一家一家派著吃飯。鄉親們用白面饃款待我，而這是他們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東西。我清楚地記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窮的那一家，也用醬油膏煮了湯,下了十幾個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來管我的飯。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婦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饃。我心里流著淚，享受著陜北農民的崇高禮節和深厚情義。

父親吩咐我的這次陜西之行，既讓我終身難忘，也讓我終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陜西農村。我慢慢認識了陜西農民和他們的生活，再沒有什么苦和難，能在我的眼里稱得上是苦和難；也再沒有任何障礙，能分離我與陜西老家鄉親們的血肉之情。父親的葬禮上，我記得一個讓我永難忘懷的特別畫面：他靜臥在鮮花叢中，遺體正前方安放著陜甘的小米、家鄉的黃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親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廣東，守望這塊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粵大地，默默注視、關心著它的變化。他不說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國慶、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在《深圳特區報》上發表一篇“祝辭”，表達他對這塊熱土的期待和對這里人民的摯愛。新世紀的2001年國慶，父親對深圳市的“祝辭”這樣寫道——

“今年以來，深圳市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膽開拓，科學決策，調整產業結構，以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帶為新的起點，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力爭在2010年左右趕上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方面開了好頭。我在深圳近十年，對廣東，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對深圳前進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個成績，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這是他老人家對南粵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年5月24日，父親安然離去。

2000年時，父親在深圳蘭園種了一棵榕樹。如今，父親走了，榕樹還在，它在蘭園長大了，根深葉茂，它在父親的第二故鄉，吮吸著故鄉人民給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蔥蔥地生長著。我一見到這棵榕樹，就想起了父親，在我心目中，這已成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粵大地人民中的一個象征，他沒有離開廣東，沒有離開深圳，他還和南粵大地這片熱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親離開工作崗位以后，諸多方面不止一次請求他寫回憶錄。父親說：“我的一生，是為黨為人民工作的一生，個人是渺小的，個人沒什么東西要寫的，由歷史、由后人去評說吧，我什么也不寫！”當然，他確實不必寫什么，他服務于黨和人民事業的赤誠，幾乎是“存乎于心，發乎于情”的一種天然，不必刻意記載。他不希望被人記住。

父親百年誕辰，家里陸續收到一些各方面送來的紀念文稿，情濃意摯。文章敘說父親一生中參與完成黨建立陜甘邊根據地和建立廣東經濟特區兩大歷史使命的光榮，寄托著對百年父親的哀思，也告慰父親：人民想著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親如果天堂有知，黨和人民繼續著改革開放的事業，在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他老人家一定會含笑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