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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鞏固：經濟發展與社會融合

當19世紀末華人開始去建立自己的商業的時候，他們用于投資的資金通常很少，一般不超過20或30英鎊。他們的商店小，出售的商品不多，而且經常是小的數量，從而使貧窮的當地人能夠小額而不是大量地購買一些大米和食糖。在這些華人零售業的先驅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最早到達牙買加的陳八公、來自英屬圭亞那的黃昌、來自哥斯達黎加的林丙、還有來自美國的丘亞嘉(英文名Harris Carr)等。[57]

盡管最初遭到了敵對的和不友好的對待，這些華人卻先后在零售業及其他領域取得了巨大發展。他們首先聚集在金斯敦和圣安德魯，但很快就四散到各地的農村教區之中。據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顯示，在1881年，99個華人中有84個生活在金斯敦；而在1891年，在482名華人之中，則只有295人生活在金斯敦。在接下來的歲月里，華人逐漸地擴展到了島嶼的其他部分（見表Ⅲ）。

表Ⅲ    牙買加華人人口統計

資料來源：陳匡民：《美洲華僑通鑒》，第700頁；李譚仁：《占美加華僑年鑒·1957年》，第44-50, 118頁;Phyllis Morrow, “Chinese Adaptation in Two Jamaican Cities,” Honors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72.；Orlando Patterson, “Contest and Choice in Ethnic Allegia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ribbean Case Study,” in Nathan Glazer & Daniel P. Moynihan, ed.,Ethnicit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24; S. Hurwitz & E. F. Hurwitz,Jamaica: A Historical Portrai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162.華僑經濟委員會：《十年來華僑經濟，1972-1981年》，臺北：僑務委員會第三處，1981，第211-235頁；《華僑華人經濟年鑒，1995年》，臺北：僑務委員會，1995年，第558頁；《華僑華人經濟年鑒，1998年》，臺北：僑務委員會，1998年，第416頁。

華人絕大部分的商業活動都集中在批發零售業。幾乎每個研究牙買加華人的學者都注意到華人控制了牙買加零售部門的命脈。[58]1954年，在1250家華人經營的商行中，有1021家是零售店。[59]然而，華人的商業技巧并不僅僅局限在零售業，在批發業上也是如此。在1946年牙買加的14個主要的批發商中，有10個是華人。在1954年，島上的46家批發商店中有38家是由華人經營。大的批發商店向農村的零售商店和小的批發商店提供商品，而后者則向遍及全部農村教區的更小的零售商店提供商品。[60]這一網絡既與資金有關，又與人員有關，從而為牙買加華人發展商業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既然華人在牙買加的零售業和批發業中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華人的擴展反過來也就帶來了華人零售商店的擴展。這種向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小規模擴展本身即孕育著華人與當地社會的融合進程。

為什么華人能夠在牙買加的零售業中獲得成功呢？我們可以將他們的成功歸之于四個因素：機遇、品質和服務、社會網絡以及有利的政策。第一，華人開始經營零售業的時候正值當地存在一個急需填充的經濟空間。[61]當他們到達牙買加的時候，在零售部門的競爭并不激烈。來自非洲的奴隸剛剛獲得解放，還沒有發展出必需的商業技巧，而其他種族集團則認為開商店有損他們的身份。第二，華人享有節儉和勤勞的美譽，而且他們注意在商業入門方面對孩子進行實踐教育。此外，他們還提供了比其他商人更好的服務，這幫助他們建立和擴展了自己的生意。[62]第三，他們所建立的社會網絡有兩個重要的功能。他們提供了一個充裕的和有效的勞動力后備軍隊伍，這些勞動力大部分是他們在中國的親戚，可以在農村商店里從事長時間的工作卻只要求低工資。此外，在批發業和零售業的華僑中存在的聯系便利了他們的經濟擴展。[63]

最后，殖民政策在他們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大環境中沒有有利的政策，華人就不會取得同樣的進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華僑若是為了進行商業活動的話，牙買加當局對他們移居牙買加沒有任何限制。這一政策吸引了有經驗的華商到牙買加來開創自己的事業。然而，我們不能據此推斷華人是在一塊友好的土地上生活工作。困境和不公正的情況時有發生，在20世紀早期更是如此。1933年殖民政府頒布了一部外僑限制法，其目的是為了限制中國移民。這部法律“是由一院制議會頒布的，這一議會代表了商人階級的利益。”這里的“商人階級”當然是指當地的商人。更有甚者，當時的牙買加社會存在著一股很強的反華潮流，發生在1918年和1938年的反華騷亂即是這股潮流的具體表現。與此相對照的是，類似的排華情緒在特立尼達或英屬圭亞那則并不明顯。[64]

我們還應該注意早期中國移民的特征（農民）、境況（貧困）和目標（掙錢回家）。絕大多數移民來自農村，而且這些地區條件都較差。移民的家庭情況都很窮，他們也缺乏正式教育或專業訓練。早期移民往往是一種被迫的舉動，為生活所迫，貧苦農民走向海外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和發財致富。然而，在契約勞工期間，他們辛苦勞作，只留下一點微薄的積蓄。種植園主往往設置一些騙局來詐取他們所剩不多的一點積蓄，如果他們的自我控制能力強，能夠擺脫各種騙局的引誘，那么，在合同結束后，他們可以帶著他們賺取的微薄工資返回故里。[65]然而，這并不是他們離開中國時所想的東西。相反，他們共同的目標是光宗耀祖。

當時的牙買加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商品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對于他們來說，這既是一種機會，又是一種需要。數額很小的一筆錢就可以作為資本來開一家零售店，這也不需要高層次的職業技巧，而中國已經商業化的農村經濟多少已使華人有了初步的商業知識。有些人還通過運用他們的農業技巧來嘗試進行土地投資，但是他們在與種植園主的競爭中受到壓制，而且從長遠來看投資農業也不如投資商業有利。此外，農業需要長期投入，這顯然對于那些試圖盡快賺取足夠金錢以衣錦還鄉的人們來說，沒有什么吸引力。

除了零售業和批發業外，華人在其他行業也有所發展，如食品制造業和輕工業（面包業、冰淇淋生產和肥皂業等）以及食品進口業等。面包業幾乎全部為華人所控制，比如位于金斯敦的陳學賢的“鉆石面包店”和廖錫欽的“廖兄弟面包公司”。陳祿謙在1939年建立的“欽摩雪糕制造廠”經過1954年的修整和擴展，成為牙買加最大的冰淇淋制造廠家。20世紀50年代早期，金斯敦開始出現超級市場。華人立刻意識到超級市場潛在的商業優勢，并且感受到了來自當地競爭者對華人小商店日益增長的壓力。[66]在很短的幾年內，出現了多家由華人經營的超級市場，其中包括在北金斯敦地區最大的一家以及由陳熾昌創辦自選市場“陳馬秀父子公司”。知名華人領袖陳英豪(Rupert Chinsee)先生的夫人胡競先女士(Helen Chinsee)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華人的商業敏感性的絕好例證。

胡女士曾于1939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為了更新她的知識并“將其運用到當地適合制造業的原材料上面”，1955年她決定到俄亥俄州的安提克大學學習。當她的申請被拒絕后，她向安提克大學寫了一封長達10頁的請求信。在學校名譽校長亞瑟·摩根教授的幫助下，她的請求被學校接受。華人報紙《中山報》發表了一篇特別社論“勉胡競先女士”以贊美她的勇氣。[67]在她完成學業之后，胡女士和她的丈夫陳英豪采納了摩根教授的建議，在牙買加開始鋁制品特別是炊具的生產。在牙買加政府的幫助下，他們在法爾茅斯建立了嘉立鐵器工廠（Caribe Metal Works）。“從最初非常少的資金開始，他們現在經營了一家價值4萬英鎊的工廠。從最初生產粗糙的物品開始，他們現在生產70種以上的高品質商品，其中包括掌盤和有色鋁制品。”兩位政府官員參觀了他們的工廠，對其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任牙買加總理的曼雷（Manley）對他們的成就表示祝賀，媒體也稱贊他們“已經改變了古老的北部沿海城市法爾茅斯的工業和職業面貌”。[68]

除從事商業和制造業外，華人還積極參與其他社會活動。宗教活動是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的另一條途徑。絕大多數華人精英或皈依羅馬天主教，或皈依基督教圣公會。兩位著名的華人教士是段卓賢和段方濟，英文名Rev. Father Francis, Rev. Father Vincent，即弗朗西斯神父和文森特神父。兩位神父均來自中國的河南省，以前在臺灣和東南亞地區傳教。他們于1957年來到牙買加，成為華人天主教社區的領袖。[69]隨著越來越多的華人皈依基督教，華僑公立學校的前校長何儒俊于1954年在牙買加發動了一場運動，以增加華人基督教徒的數量。這一運動吸引了很多華人的參加。[70]1950年代華人大量皈依基督教表明牙買加華人正在逐步融入當地社會。

老一輩華僑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創立了家業，他們理所當然地主宰著一切。這種情況到1940年代開始出現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華人逐漸適應了牙買加社會。身為華裔的年輕一代開始視自己為牙買加人，而不是中國人。曾經在華人社區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華會館也逐步退化為老一代之間相互交往或了解遙遠故鄉最新消息的地方。可以理解，人們參加中華會館活動的積極性正在逐步減弱。截止到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華會館的年度選舉大會和普通會員大會由于缺乏法定人數，經常被取消，或者被推遲。[71]

新一代華裔已日趨成熟，思想感情的重新定向顯而易見。與島嶼的社會經濟生活的逐步提高相適應，華裔為牙買加做貢獻的思想也在加強。團結仍然是生存和發展的關鍵，但已經不再是華人社區內部的排外行為。當地一份名為《焦點》（Spotlight）的雜志評論新的一代說：“第二代華人只是因為長得像中國人才被稱作華人。他們按牙買加人的方式思考，牙買加是他們的家，他們從來不錯過一個展示他們對這個生育和養育他們的國家的愛戴之情和愛國之心的機會。從心理上來講，他們比那些出生在牙買加的歐洲人后裔更加牙買加化。”[72]

確實，隨著日益增長的商業成功，華裔開始與現代牙買加的出現不可動搖地聯系在一起，但是他們將自己看作“牙買加人”的過程仍然不斷變動。克里斯汀·何已經分析了牙買加、特立尼達和圭亞那華人克里奧化（creolization）的過程以及三者之間的不同。[73]然而，我更傾向用“融合”一詞來描述發生在牙買加華人身人的這一過程。下面將重點論述這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社會卷入和政治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