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現(xiàn)場,江平接受胡德平頒授致敬杯。上臺時,江平不慎踉蹌,但隨即雄赳赳氣昂昂站在臺上,正合“世事滄桑心事定”一句。（王軼庶 攝）
江平:“法治天下”我樂觀其成
致敬詞
江平以其學術貢獻和不懈努力參與憲法的修訂,參與民法、行政法的起草,成為法治中國的重要建設者。為中國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法律基石。他的法學貢獻成為中國夢最基本的保證,他本人也成為中國夢的絕佳象征。
像我80歲的人來說,還是很樂觀的。法治在中國的發(fā)展,總的來說,是退一步進兩步,還是在不斷地前進。當然還要看到,現(xiàn)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我的中國夢,就是法治天下。美國夢也好,中國夢也好,在法治理念方面,我覺得總的來說,是一致的。美國法治天下的夢,就是法治的理念寫進憲法,二百多年都一直保持下來了。中國也有憲法,但是能不能實現(xiàn)真正的法治呢?在這種情況下,法治天下就包含了這個共同的理想。
□江平口述□本報記者趙凌采訪整理
最初想當記者
“聽了這個報告之后,確實是大吃一驚:原來蘇聯(lián)還有這么黑暗和專制的情況。”
我最初的想法是當個記者,因為我覺得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有很多的獨立性,可以批評政府,可以為民請命。記者的工作也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后來我就報考了燕京大學新聞系,當時燕京大學的新聞系是最好的。
解放那一年,我19歲,讀了兩年書后,到了北京團市委工作。沒過多久,國家決定派人去蘇聯(lián)學習,機關就選上我了,能第一批留蘇,我是怎么都沒有想到的。從留蘇的專業(yè)來看,也有新聞,但當時的學習,完全是按照國家的需要,我被安排學了法律。所以說,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選擇的職業(yè),畢竟有些枯燥無味,不像新聞那么自由奔放。但不管怎么說,既然國家派我去學,我當然是抱著崇高的使命感去的。
對我們來說,一切向蘇聯(lián)“老大哥”學習,蘇聯(lián)就是我們中國明天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蘇聯(lián)學習所看到的,主要還是一些正面的信息。對我來說,思想發(fā)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當時這個秘密報告在留學生中間公開傳播。我聽了這個報告之后,確實是大吃一驚:原來蘇聯(lián)還有這么黑暗和專制的情況。我從高中時追求的就是民主,就是自由,我們推翻蔣介石的政權,也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權太腐敗,沒有民主,沒有自由。聽了這個報告后我就覺得,和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有很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建設這么一個專制的、帶有家長式的、帶有個人獨裁的社會,那顯然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這個思想開始在我腦子里發(fā)芽。
五年的學習結束時,我拿到了莫斯科大學的全優(yōu)畢業(yè)證。那段時間應該是很幸福的,我還認識了一個女同學,比我低一屆,在蘇聯(lián)不能結婚,后來回國結的婚。1956年我回國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學院,就是現(xiàn)在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后來一輩子就在這兒了。
1957年,人生巨變
“當時感覺整個世界全變了,人生也變了。刺激非常大。”
誰都沒有想到的是,我意氣風發(fā)地回來,卻搶到了“右派”的帽子。那時候我剛從蘇聯(lián)回來,對國內的政治情況不很了解。開始大鳴大放時,組織上希望大家盡量敞開。領導還特別希望我們這些從蘇聯(lián)回來的人,幫助黨來搞整風。我當時很積極,帶頭起草了一張二十人聯(lián)署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后來被認為是暴露了我的民主自由的思想。當時給我定了兩大罪狀:一個是二十人大字報,還有就是攻擊社會主義。
1957年的反右,給我的打擊很大,對我一生的影響也非常大。我突然從原來人民的內部,變成了人民的外部,變成了人民的敵人。至今回想起來,人生中最刻骨銘心的就是被劃為右派的那一刻。我的妻子迫于政治的壓力和我離了婚,我們之前的感情很好。沒有多久,我在郊區(qū)勞動,抬鋼管過鐵路的時候,可能是太累了,沒有聽到火車過來的聲音,整個人被卷到火車底下。所幸,活了下來,但是一條腿沒了,我現(xiàn)在一條腿裝的是假肢。
我當時感覺整個世界全變了,人生也變了。刺激非常大。但是在當時,右派這個問題,在高等學校是很普遍的,像我們學校,恐怕占到10%左右了。同樣遭遇的人很多,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忍受的,還沒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當時腿斷了以后,住醫(yī)院的時候,我還是積極分子,我還給那些年輕的小孩,腿斷了的,做思想工作。總的來說,我還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人。
斷了腿后我就開始教書,1963年教俄語。緊接著“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勞動。1972年北京政法學院正式宣布解散,我們就地分配。當地不歡迎我們,要我們自己找落腳的地方,我就找到了延慶中學當老師,在這里一直呆到1979年。1967年,我37歲,第二次組織了家庭,是別人介紹的,她父親也是右派,算是同病相憐。
從1957年到1979年,這22年,實際真正做教學大概只有七年。“文革”十年沒有事可干,幫人家抄大字報,搞這些活動,變成了我們日常的生活。這是個很苦悶的年代,知識分子不能看書,沒有什么自己的專業(yè)來做。從蘇聯(lián)回來的時候,我?guī)Я嗽S多書,這些書都是辛辛苦苦從吃飯的錢里面省下來的,希望回來后能用上。但是到了“文革”后期,我已經完全失去了這個奢望,把絕大多數書都當廢紙賣掉了。
為私權理念吶喊
“私權就是私人財產、私人權利和私人企業(yè),在中國提倡私權保護,是刻不容緩的責任。”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學院決定復校,我就回來了。“文革”這一段,所有人都荒蕪了。急需人才,我一下有了用武之地,一上來就能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兩門課。自己終于被派上用場了,我當時特別高興。
為什么我一開始就對民法感興趣呢?主要的原因是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傳統(tǒng),中國對私權歷來不重視。我所理解的私權,就是私人企業(yè)、私人財產和私人權利,在中國提倡私權保護,是刻不容緩的責任。我們過去也是只講公權,只講刑法,封建社會也是只講刑法。所以民事的問題,無人過問,或者不屑過問,覺得是個婆婆媽媽的事情,恰恰在這些婆婆媽媽事情的后面,體現(xiàn)了個人權利的重要性,所以民法就是私權。建國以后,對于私權的法律,始終沒有提到議事日程,雖然也提到搞民法典,但是三起三落,最后還是沒有搞一個像樣的民法典。第一部真正具有法典意義的就是民法通則,我作為主要的起草者參與了。民法通則像外國學者說的,是中國的民事權利的宣言。這個法律,肯定了中國的老百姓應該享有哪些私權。
在私權的問題上,最重要的就是前兩年通過的物權法,因為物權法是涉及到私權爭論的一個焦點。北大鞏獻田教授提出來,說物權法的原則是違憲的。這背后的爭論說透了是兩個問題:一個是作為私權在市場經濟上的地位,一個是私權在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中的地位。因為意識形態(tài)是要消滅私有制,那私的東西和公的東西,怎么能夠站在同樣的起跑線上來定它的位呢,他們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而我們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講,市場經濟所有的主體的權利,都應該是一樣的,平等的,不能夠說公有制就優(yōu)先于私有制。
法治在中國的前途
“中國要實現(xiàn)法治天下的夢,和美國已經實現(xiàn)的法治天下的夢,大的東西應該是一樣的。”
拿現(xiàn)在的情況和30年前來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30年前真是無法無天,所以像我80歲的人來說,還是很樂觀的。
法治在中國的發(fā)展,總的來說,是退一步進兩步,還是在不斷地前進。當然還要看到,現(xiàn)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當然這比較復雜。中國現(xiàn)在的情況,在于更多地是來解決社會的矛盾,解決社會的穩(wěn)定問題。那么越是當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作為我們的管理者,越需要以穩(wěn)定作為優(yōu)先考慮,其中有些東西當然就對我們所說的法治理念有所變通了。
我的中國夢,就是法治天下。
我們現(xiàn)在離法治天下還很遠。美國夢也好,中國夢也好,在法治理念方面,我覺得總的來說,是一致的。中國要實現(xiàn)法治天下的夢,和美國已經實現(xiàn)的法治天下的夢,大的東西應該是一樣的。美國法治天下的夢,就是法治的理念寫進憲法,建國二百多年,沒有大的動蕩。美國的政治選舉制度,二百多年都一直保持下來了,并沒有因為哪一個總統(tǒng)要把這個權利都集中在自己手上掌握而破壞法治。
中國有憲法,但是中國能不能實現(xiàn)真正的法治呢?在這種情況下,法治天下就包含了這個共同的理想。
人生八十看中國
“不要因為妥協(xié)而難過,時間會逐漸改變一切。”我們年輕時代的理想,是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重新提出來恢復它的本來面目。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權,我覺得這是人的本性,我總不能夠去追求一個專制的社會吧。
我這輩子最欣慰的事情,是沒有說過違心的話。無論是在政治順境的時候還是政治逆境的時候,我都沒有,我也沒有為了自己官運,整過什么人,晚上睡覺的時候,還是很踏實的,呵呵。說到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我在能夠做一些事,為中國的法治事業(yè)做貢獻的時候,已經五十歲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恰恰應該是在三十歲到五十歲這二十年,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如果來生讓我重新選擇職業(yè),我仍然要選擇大學的教授。因為我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有自己的理想,要為這個理想來說話。而大學教授完全可以按照獨立的精神來講。政治條件不允許我講的時候,我頂多不說而已,但是我不必說那些違心的話,這是很重要的。
做一個好記者,現(xiàn)在完全沒可能實現(xiàn)了。如果我選擇了記者,我想同樣會面臨很大的痛苦。新聞的靈魂在于自由,如果我連這個自由都沒有了,那是很痛苦的。但是不管怎么說,中國的事情還是要慢慢來,和現(xiàn)實體制發(fā)生直接沖突來堅持自己的理想,我覺得沒有太大必要。因為有些事情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
換一個角度講,我們現(xiàn)在至少經濟在發(fā)展,各個方面還不錯。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具有容忍的精神,所謂容忍,就是在多大范圍內,能夠和現(xiàn)實妥協(xié)。不要因為妥協(xié)而難過,時間會逐漸改變一切,我是這么看的。
■小傳
□本報記者趙凌
1978年的秋天,江平接到了宣布他“徹底平反”的正式通知。一起交還給他的,還有當年他的批判材料和寫了無數遍的個人檢討。那段時間,一空閑下來,江平就把這些東西拿出來一言不發(fā)地反復看。經歷了22年荒蕪壓抑的右派生涯,48歲這一年,江平重新回到了人間,回到了講臺。26歲前的江平人生順遂,年輕時代的照片上,俊朗的臉上總是洋溢著自信的笑意。這樣的神情在此后的22年中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反右剛剛開始的時候,江平以為運動很快就會過去,但等了15年,當北京政法學院完全解散時,他徹底放棄了幻想。在那段陰郁的時光里,他一邊幫別人貼大字報度日,一邊靠詩和音樂來紓解情緒。困頓歲月,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千語萬言滿胸臆,欲訴欲泣無從。長吁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
重新站上講臺的江平,最早開設了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學,成為開放后的中國課堂上私權理念最早的啟蒙者和傳播者。一位后來成為學者的江平的學生說,西方私法就是透過這兩個窗戶最早進入了中國學者和學生的心靈,人格尊嚴、權利神圣這樣的概念從那個時候開始植入中國法學界。
1985年作為民法四杰之一的江平參與起草了民法通則,這是作為教育學者的江平通過推動立法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開始。過于簡單的民法通則最終與江平的立法理想差距尚遠,但是作為從法律廢墟上生長出來的一部中國法,它被喻為中國版的“人權宣言”,其標志意義超越了法條本身。
民法通則頒布一年后,時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的陶希晉說,國民黨當政的時候有六法全書,我們的法律也要體系化,現(xiàn)在就差行政法了。這個任務又落到了江平身上,江平牽頭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一九八九年頒布實施的行政訴訟法被西方認為是中國現(xiàn)代法制的開端,它標志著政府也可以成為被告,“民告官”自此成為流行詞匯。
1988年江平被任命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這一年他同時成為全國人大常委,在最高立法機關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是江平復出之后,職業(yè)成就達到的最高點。然而,在這個位置上做了不到三年,60歲的江平于1990年被司法部免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一職。在這個會場上,江平說,自己本是一介書生,“田園將蕪兮,胡不歸!”能夠回歸到自己的學術家園,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這場意外的變故,被很多人認定是江平一次偉大的擔當。這段往事在學界一直流傳,從那時起,法大人一直稱他是永遠的江校長。解甲歸田的江平在這一年說話不多,他又開始寫詩。這一年歲末,他以一首七律詩表白了心情:
殘肢逆遇未曾摧,
烏紗拋卻田園歸。
寵辱應似花開落,
憂國何分位尊卑。
世事滄桑心事定,
胸中峰壑夢中飛。
長夜寒冬無聲處,
信有大地響驚雷。
江平再次被關注,是在2003年修改憲法的討論當中。他在中共中央修憲小組專家座談會的發(fā)言,影響巨大。他說,憲法不應頻繁修改,必須是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發(fā)生重大變化時方有意義。他不同意修憲過分“神秘”。在之后的孫志剛案件中,他言辭激烈地抨擊了收容遣送制度。在拆遷、征地引發(fā)的社會矛盾中,江平總是立場堅定地站在弱勢一方,不斷炮轟以“公共利益”名義侵占、掠奪私人財產。2009年,一場突發(fā)的腦溢血開始讓江平感到死神在爭奪自己。已然老去的感覺在這一年才真正體會,他帶著點憂傷的口吻說,我的腦子沒有過去那么快了,說話也不像過去流暢了。江平一生當中最后的法律作品,當屬他親身參與起草的物權法。這部法律濃縮了江平一生追求的私權理念,它一波三折但最終得以通過,好像江平一生命運的寫照,又真正好像是這個時代送給年邁的江平最情深意長的人生禮物。
